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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冒险做过了——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为我们在权衡利 弊时所表现的低下判断力而感到无比惊奇。有理性的人们想方设法控制一些不想要 的物种，怎能采取这种方法既污染整个环境、又对他们自已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胁呢？ 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做过的。此外，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检查出原因也 没有用。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大量使用对维持农场生产是需要的。然而我们真正 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的农场不再考虑改变亩产量的措施，并且付给 农夫钱而不让他们去生产，我们的农场生产出这样令人目眩的谷物过剩，使得美国 的纳税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十亿美元还多的钱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维修 费用。农业部的一个支局企图减少生产，而其它州则如同在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样： “通常可以相信，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谷物亩数的减少将刺激对化学药品使用的 兴趣以在还留有庄稼的土地上取得最高的产量。”若是这样，对我们所担忧的情况 又有何补益呢？
这一切并不是说就没有害虫问题和没有控制的必要了。我是在说，控制工作一 定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立足于神化般的设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须是不要将我们 随着昆虫一同毁掉。
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随之而带来一系列灾难，这是我们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随物。 在人类出现很久以前，昆虫居住于地球——这是一群非常多种多样和和谐的生物。 在自从人类出现后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 与人类的幸福发生了冲突：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一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者。
传播疾病的昆虫在人们居住拥挤的地方变成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卫生状况 差的情况下，象在自然灾害期间，或者是遇到战争，或者是在非常贫困和遭受损失 的情况下，于是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变得很为必要。这是一个我们不久将要看到 的严肃事实，大量的化学药物的控制方法仅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但它却给企图改 善这种状况带来了更大威胁。
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是随着农业的发 展而产生的——大面积土地精耕细作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的数量 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的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 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与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 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来自然界有了这种格局和平衡才 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种类。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类生物的栖息地的适 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 不适应的其它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于其他情况下。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国的大城镇的街道 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建设起的美丽景色受到了完全毁 灭的威胁，因为一种由甲虫带来的疾病扫荡了榆树，如果掺杂混种使榆树与其他树 种共存，那么甲虫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现代昆虫问题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必须对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背景进行考察： 数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它们原来生长的地方向新的区域蔓延入侵。英国的生态学 家查理·爱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态学》一书中对这个世界性的迁徙进行了研 究和生动地描述。在几百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大海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 的陆桥，使生物发现它们自已已被限制在如同爱登所悦的“巨大的、独立的自然保 留地”中。在那儿它们与同类的其他伙伴隔绝，它们发展出许多新的种属。大约在 一千五百万年以前，当这些陆块被重新连通的时候；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 ——这个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们的大力帮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代昆虫种类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几乎是永恒地随同植物 一同迁移的，检疫只是一个比较新的但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 世界各地引入了几乎20万种植物。在美国将近90种植物的昆虫敌人是意外地从国外 进口带过来的，而且大部分就仿佛徒步旅行时常搭乘别人汽车的人一样乘植物而来。
在其故乡数目不断下降的这一天然敌人，在新的地区中，由于缺乏对它们的防 治手段，一种入侵的植物或动物可能蓬勃发展起来。这样，我们最讨厌的昆虫是被 传入的种类，这不是偶然的。
这些入侵，不管是天然发生的，还是仰仗人类帮忙而发生的，都好象是在无休 止地进行。检疫和巨大的化学药物运动仅仅是买取时间的非常昂贵的方法。我们面 临的情况，正如爱登博士所说的：“为了生和死，不仅仅需要寻找镇压这种植物或 那种动物的技术方法；代之的是，我们需要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其周围环境关系 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可以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 的入侵。”
许多必需的知识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 态学家，甚至在我们政府的机关里雇用他们，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 们任致死的化学药剂象下雨似地喷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有许多办法可行， 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
我们是否巳陷入一个迫使我们接受低劣、有害的命运而失去意志和判断如何是 好能力的迷惘之中？这种想法，用生态学家波·斯帕特的话来说，就是：“理想化 的生活象仅把头露出水面的鱼一样，在它自己环境恶化的容许限度上缓慢前进…… 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个家庭建在枯燥的环境中？为 什么我们要容忍与不完全是我们敌人的东西去打仗？为什么我们一面怀着对防止精 神错乱的关心，而一面又容忍马达的噪音？谁愿意生活在一个仅仅不是十分悲惨的 世界上呢？”
但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正在向我们逼近。建立一个无化学毒物、无虫害的世界 的十字军运动看来已在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环境保护办事处那里焕发起巨大的热 情。在每一方面来看，存在着证据说明那些正从事喷撒药物的工作显示出一种残忍 的力量。康莱尤卡特的昆虫学家尼勒·特诺说过：“进行调解工作的昆虫学家们的 职务好象是起诉人、法官、陪审、估税员、收款员和司法官在执行任务。”对农药 最恶劣的滥用不管在州还是在联邦的代理处内都在毫无阻拦地进行。
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所争论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 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 害却全然不知。我们促使大量的人去和这些毒物接触，而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 经常不使他们知道。如果说民权条例没有提到一个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由私人或公共 机关散播致死毒药的危险的话，那确实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由于受限于他们的智慧 和预见能力而无法想象到这类问题。
我进一步要强调的是：我们己经允许这些化学药物使用，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 有对它们在土壤、水、野生物和人类自己身上的效果进行调查。我们的后代未必乐 意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失。
对自然界受威胁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 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看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现在又是 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当公众由 干面临着一些应用杀虫剂造成的有害后果的明显证据而提出抗议时，一半真情的小 小镇定丸就会使人满足。我们急需结束这些伪善的保证和包在令人厌恶的事实外面 的糖外衣。被要求去承担由昆虫管理人员所预测的危险的是民众。民众应该决定究 竟是希望在现在道路上继续干下去呢，还是等拥有足够的事实时再去做。金·路斯 坦德说：“忍耐的义务给我们知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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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神的特效药
现在每个人从胎儿未出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 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的。合成杀虫剂使用才不到二十年，就已经传遍动 物界及非动物界，到处皆是。我们从大部分重要水系甚至地层下肉眼难见的地下水 潜流中部已测到了这些药物。早在十数年前施用过化学药物的土壤里仍有余毒残存。 它们普遍地侵入鱼类、鸟类、爬行类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的躯体内，并潜存下来。 科学家进行动物实验，也觉得要找个未受污染的实验物，是不大可能的。
在荒僻的山地湖泊的鱼类体内，在泥土中蠕行钻洞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面都 发现了这些药物；并且住人类本身中也发现了；现在这些药物贮存于绝大多数人体 内，而无论其年龄之长幼。它们还出现在母亲的奶水里，而且可能出现在未出世的 婴儿的细胞组织里。
这些现象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生产具有杀虫性能的人造合成化学药物的工业 突然兴起，飞速发展。这种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儿。在化学战发展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了一些实验室造出的药物消灭昆虫有效。这一发现并非偶然：昆虫，作为 人类死亡的“替罪羊”，一向是被广泛地用来试验化学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