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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本人可能不会发现一个比抗性产生过程更好的说明自然选择的例子了。 出生于一个原始种群的许多昆虫在身体结构、活动和生理学上会有很大的差异，而 只有“顽强的”昆虫才能抵抗住化学药物的药方而活下来。
喷药杀死了弱者，一只有那些具有某些能使它们逃脱毒害的天生特性的昆虫才 存留下来。它们繁殖出的新一代将借助于简单的遗传性而在其先天抵抗力中具备了 天生的“顽强性”。这一情况必不可免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结果，即用烈性化学药物 进行强化喷撒只能使原先打算解决的问题更加糟糕。几代之后，一个单独由顽强的 具有抗性的种类所组成的昆虫群体就代替了一个原先由强者和弱者共同组成的混合 种群。
昆虫借以抵抗化学物质的方法可能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现在还完全不为人们 所了解。有人认为一些不受化学喷药影响的昆虫是由于有利的身体构造，然而，看 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然而，一些昆虫种类所具备的免疫性从布利 吉博士所做的那些观察中已清楚表现出来了，他报告说在丹马克的佛毕泉害虫控制 研究所中观察到大量苍蝇“在屋子里的DDT中嬉戏， 就象从前的男巫在烧红的炭块 上欢跳一样”。
从世界其他地方都传来了类似的报告。在马来亚的瓜拉鲁木婆，蚊子第一次在 非喷药中心区出现了对DDT的抗性。当抗药性产生以后，可以在堆存的DDT表面发现 停歇着的蚊子，用手电筒可在近处很清楚地看见它们。另外，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兵 营里所发现的具有抗性的臭虫样品当时身上就带有DDT的粉未。 在实验室，将这些 臭虫包到一块盛满了DDT的布里去， 它们生活了一个月之久；它们产了卵；并且生 出来的小臭虫还长大、长胖了。
虽然如此， 但昆虫的抗药性并不一定要依赖于身体的特别构造。对DDT有抗性 的苍蝇具有一种酶，这种酶可使苍蝇将DDT降解为毒性较小的化学物质DDE。这种酶 只产生在那些具有DDT抗性遗传因素的苍蝇身上。 当然，这种抗性因素是世袭相传 的。至于苍蝇和其他昆虫如何对有机磷类化学物质产生解毒作用，这一问题现在还 不大清楚。
一些活动习性也可以使昆虫避免与化学药物接触。许多工作人员注意到具有抗 药性的苍蝇喜欢停歇在未喷药的地面上，而不喜欢停在喷过药的墙壁上。具有抗性 的家蝇可能有稳定飞行习性，总是停落在同一个地点，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与残留毒 物接触的次数。 有一些疟蚁具有一种习性可以尽少在DDT中的暴露，这样实际上即 可免于中毒；在喷药的刺激下，它们飞离营棚，而在外面得以存活。
通常，昆虫产生抗性需二到三年时间，虽然偶然有时只要一个季度或甚至更少 的时间也会产生抗性。在另外一个极端情况下，也可能需要六年之久。一种昆虫在 一年中繁殖的代数是很重要的，是根据种类和气候的不同而有所增减。例如，加拿 大苍蝇比美国南部的苍蝇抗药性发展得慢一些，因为美国南部有漫长、炎热的夏天 适宜于昆虫高速度繁殖。
有时人们会问一个满怀希望的问题：“如果昆虫都能变得对化学毒物具有抗性， 人类为什么不能也变得有抗性呢？”从理论上讲，人类也是可能的；然而产生这种 抗性的过程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那么现在活着的人们就不必对人类的抗性寄 予什么希望。抗药性不是一种在个体生物中产生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生下时就具有 一些特性使他能比其他人更不中毒的话，那么他就更容易活下来并且生子育孙。因 而，抗性是一种在一个群体中、经过许多代时间才能产生的东西。人类群体的繁殖 速度大约来说为每一世纪三代，而昆虫产生新一代却只需几天或几星期。
“昆虫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是多少忍受点呢，还是连续用尽各种方法 消灭以求暂时免于受害呢？我看，在某些情况下，前者要比后者明智得多。”这是 布里吉博士在荷兰任植物保护服务处指导者时提出的忠告：“从实践中得出的忠告 是‘尽可能少喷药’，而不是‘尽量多喷药’……施加给害虫种群的喷药压力始终 应当是尽可能的减少”。
不幸的是，这样的看法并未在美国相应的农业服务处中占上风。农业部专门论 述昆虫问题的1952年年鉴承认了昆虫正在产生抗性这一事实，不过它又说：“为了 充分控制昆虫，仍需要更频繁、更大量地使用杀虫剂。”农业部并没有讲如果那些 未曾试用过的化学药物不仅能消灭世界上的昆虫，而且能够消灭世界上的一切生命， 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到了1959年，也就是仅仅在这一忠告再次提出的十年 之后，一个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在《农业和食物化学杂志》中谈到了最后一种可 用的新药品至少已对一、两种害虫使用过了。
布里吉博士说：“更加清楚不过的是，我们正走上一条危险之路。……我们不 得不准备在其他控制方面去开展大力研究，这些新方法必将是生物学的，而不是化 学的。我们的意图是打算尽可能小心地把自然变化过程引导到我们响往的方向上， 而不是去使用暴力……”。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高度理智的方针和一个更远大的眼光，而这正是我在许多 研究者身上未看到的。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 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依赖杀虫剂这样的武器来消灭昆虫足以 证明我们知识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制自然变化过程，因此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 在这里，科学上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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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另外的道路
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但是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 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来一直行驶的这 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 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 有人走边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
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在经历了长期忍受之后我们终于已坚 信我们有“知道的权利”，如果我们由于认识提高而已断定我们正被要求去从事一 个愚蠢而又吓人的冒险，那么有人叫我们用有毒的化学物质填满我们的世界，我们 应该永远不再听取这些人的劝告；我们应当环顾四周，并且发现还有什么道路可使 我们通行。
确实，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在这些 办法中，一些已经付诸应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外一些正处于实验室试验的 阶段，此外还有一些只不过作为一个设想存在于富于想象力的科学家的头脑之中， 在等待时机投入试验。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生物学的解决办 法。这些办法对昆虫进行控制是基于对话的有机体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 的理解。在生物学广袤的领域中各种有代表性的专家——昆虫学家、病理学家、遗 传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都正在将他们的知识和他们创造性 灵感贡献给一个新兴科学——生物控制。
生物学家约翰。 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象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 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涸竭的时候，也 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 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和加宽”。
从生物控制科学的现代情况来看，它的发展正与约翰·霍普金斯的说法相符合。 在美国，生物控制学于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朦胧中开始了，那时是为了首次尝试去控 制已判明成为农民烦恼的天然有害昆虫，这种努力过去有时进展缓慢，或者完全停 顿下来；但它不时地在突出成就的推动之下得到加速和前进的势头。当从事应用昆 虫学工作的人们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式杀虫剂的洋洋大观搞得眼花缭乱时，他 们就丢弃了一切生物学方法，并把自己的双脚放在了“化学控制的踏车”上；这时 候，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就处于干涸的时期，于是，为争取使世界免受昆虫之害的 目标就渐渐远去了。现在，当由于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地使用化学药物已给我们自己 造成了比对昆虫更大的威胁时，生物控制科学的河流由于得到新思想源泉的接济才 又重新流淌起来。
一些最使人着迷的新方法是这样一些方法，它们力求将一种昆虫的力量转用来 与昆虫自己作对，——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这些成就中最令人赞 叹的是那种“雄性绝育”技术，这种技术是由美国农业部昆虫研究所的负责人爱德 华·克尼普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发展出来的。
约在二十五年以前，克尼普林博士由于提出了一种控制昆虫的独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