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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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事情表明，如果英帝国在1939年就卷入了同日本和德国的战争，那它将要遭受的灾难后果是不难想象得到的；正是由于英国政府谨慎小心地处理了天津事务，才推迟了诉诸武力，直到1939年8月的欧洲外交革命使日本人的不妥协态度也有了缓和。
　



第三章苏联与日本的关系由日本军队煽动起来的反英运动并没有受利日本各界舆论的欢迎；实际上确有人在暗地里反对这种做法，并且许多老百姓对此漠不关心。甚至连军队也声称并不把英国看作是一个不可和解的敌人。它的态度倒不如说是这样的：只要顽固而任性的英国人能够象日本那样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死抱住象九国公约那样的“陈腐概念”不放，那么两国之间完全可以和睦相处。对差不多是所有的阶级和党派的日本人来说，命运注定日本要与之动刀枪的那个大国就是苏联，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理由，日本对它是十分反感的。日本统治集团，无论是军界、实业界或官僚，部害怕和憎恨共产主义。从政治观点来看，日本人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的成功，同俄国人加强其在外蒙古的地位的成功，双方势均力敌；而对中国这一整体，俄国人则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重庆和扶持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战略上说，665苏联是一个西方国家而在远东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的存在，也就牵制了兵力雄厚的日本部队。苏联拥有日本海的西伯利亚海岸，这就使日本海难以完全成为一个日本湖，并使日本面临可能遭到的空中和潜艇的袭击。一直盼望消除这种威胁的日本参谋本部，逐渐忧虑不安地怠讽到，中国事变的持久拖延已使日本失去进行打击的最好机会——乘俄国1936—1938年清洗运动的机会——而现在苏联的军事和空军力量是正处于上升的阶段。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它正在建设日本的武装力量，准备打一场有可能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交手的战争。苏联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防御性的，因为俄国需要时间以扩大方的工业方面的战争潜力和加强它的军队力量。所以，在目前，它要避免在远东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对俄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继续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在日内瓦积极支持中国的事业，他们输送相当数量的战争物资，并派遣技术人员和飞行员到中国去，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则采取谨慎而冷淡的态度。然而，实现俄国人自己的野心的时机则尚未成熟，这一野心是要推翻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结局，收复前俄罗斯帝国在那时丧失的领土。如果日本不断地与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纠纷，这就会使苏联有机可乘；因此俄国人尖锐地谴责民主国家在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方面提出的任何软弱无力的建议。除了这些一般的考虑之外，1939年上半年在三个特殊争端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第一个是存在多年的西伯利亚渔场问题。根据1905年在朴次茅斯签订的俄日条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同意日本渔民有权在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的俄国水域内从事其职业。1907年的一项俄日渔业条约对这个总的规定作了补充，允许日本渔民在俄国海岸上建立罐头加工厂，以支付租金作为报答。当时俄国自己没有大的捕鱼业，帝国政府只好满足于让日本人使用这些渔场，而只就登陆权利收取约定的租金。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后，日本人曾有一个时期享受这些权利而没有支付租金。建立日苏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1925年总条约，就缔结一项新的渔业协定作了规定。1928年缔结了这项协定，有效期为八年。捕鱼和设立鱼类罐头加工厂的权利，在当656时对日本人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不仅因为鱼是日本人膳食中的一种主要食品，而且还因为日本罐头鱼的出口贸易正在日益发展。在1928年，日本占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捕鱼量和百分之九十的鱼类罐头工厂。但是在1928年渔业协定的八年执行期内，苏联政府自己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太平洋沿岸捕鱼业，1936年俄国人已取得了总捕鱼量的百分之五十。为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理由，苏联政府试图削减渔业协定规定的日本方面应享的权利，并为此目的，乘机利用了1928年协定中关于租借和拍卖渔场的繁复规定。不过，由于急切希望不要在它的庞大国家内部情况如此糟糕的一个时候引起战争，苏联政府是谨慎小心地行事的。1936年俄日两国就缔结一项新的捕鱼条约进行了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对日本有利的新的胁定，因为当时俄国正陷于一场清洗运动的极大痛苦之中，并且必须考虑到还存在着纳粹德国的威胁。但是在批准新的渔业协定的三天前，日本同德国缔结了反共公约，因此，俄国人拒绝批准这项渔业协定，并同意1928年协定只再延长一年。在1937年它又延长了一年，但到了1938年底，苏联政府甚至拒绝这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除非日本人能够同意退出俄国人为了战略上的理由想要收归己有的大约四十个渔场。1939年1、2月间，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和李维诺夫之间的会谈没有能达成协议，双方都大发脾气。苏联政府宣称，3月13日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一次拍卖，届时供公开投标的渔场将包括被日本人称作应永远由他们保留的那些。在日本报纸上出现了威胁的话：他们的渔民无论如何也要使用这些有争论的渔场，将提供海军护航来制止俄国人的任何干涉。由于日本海军比苏联海军强大得无法相比，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日本渔民就不能再到俄国海岸上去晒网和加工处理鱼货，除非日本也派军队到那里去，而那样就要促使战争爆发。3月15日，日本外务省声称，日本将不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拍卖的结果，如果苏联采取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日本可能要被迫进行自卫，万一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切责任应完全由苏657联承担。俄国人还是举行了这次拍卖，但苏联国营渔业组织只买了四个渔场。3月2O日又宣布，“由于缺乏买主”，拍卖推迟到4月3日继续举行。日本人接过了这暗示，于是在莫斯科重新恢复谈判。4月3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把1928年的条约再延长一年，从1938年12月31日算起。不过，苏联政府保留了三十七个以前是日本人的“永久”渔场，另外对日本人再开放十个新的渔场。日本人总共得到了三百六十六个渔场的租用权，其中二百五十四个保持五年不变。由于这一妥阶，渔业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了。两国政府都作了让步，但是双方也都得到了一部分它们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7、8月间，另一郁积已久的俄日争端爆发了，那就是关于日本在俄国的那一半萨哈林岛上的石油和煤炭开采权的纠纷。当地的苏联工会控告经营这项开采业务的日本公司不履行它签订的劳工合同，说它没有按合同规定支付工资或发给衣服和食品。萨哈林岛上的苏联地方法院判处该公司缴付巨额罚金，并以没收产业相威胁。东京政府为此事在7月16日向莫斯科提出了抗议照会。但苏联政府拒绝接受这一照会，理由是它包含有威胁性的词句，是属于一份最后通牒的性质。两国政府在关于萨哈林岛上采矿特许权的问题上相互提出了一长列的申诉和指责，双方都采用了好斗的语调。日本外务省8月13日的一项声明说，苏联当局既不愿为油田租借地提供充分的俄国劳动力，又不允许输入足够的日本劳动力；由于苏联采取这种策略，石油生产事实上是停止了。不过，俄国石油工人和日本租借区当局达成的一项新的协议使局势暂时有了缓和，它规定给俄国工人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工资和其他福利。显然，苏联政府对日本人享有这些捕鱼和采矿特权感到不快，这些特权是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还比较软弱的一个时候让与的，但它也的确并不认为迫使日本放弃这些特权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苏联和日本两国政府似乎都深信它们相互之间658迟早会打起来的，但是谁也不希望现在就激起这样一场冲突，因为双方都还没有建立起具有所希望的那种实力的军队，何况双方在远东都各有各的困难。双方都在注视着世界总的形势，每一方都希望这种形势的发展将会有利于地位的调动。在1939年春天，据估计日军的精锐——关东军的人数约在二十万人左右，还有十万满洲国兵可用于维持内部秩序，从而使关东军得以腾出手来警戒满洲国的边界。但由于华北铁路运输的需要，造成了满洲铁路线上车辆的缺乏，这些车辆能否经得起同苏联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紧张压力，是值得怀疑的。苏联远东军据信有四十万人。但其素质是难以估计的，特别是它的领导人员、装备和士气。由于苏联严格的保密措施，因此对以下两点也无法作出任何可靠的估计：在多大程度上物资供应能如所愿地达到自足自给的目的；远东的红军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有限的运载能力。每一方显然有它自己的理由希望推迟一场大冲突，但也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一场边境冲突，象1937年在阿穆尔河和1938年在张鼓峰发生过的那种冲突，可能会促发一场正规的战争。1939年5月，在贝尔湖东南的诺门坎地区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场冲突，在那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夹在满洲国的北新安省和内蒙古的察哈尔省之间，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分。满洲国政府宣称哈拉哈河形成了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疆界；而蒙古政府则声言，真正的边界还在哈拉哈河以东几英里的地方。这一纠纷似乎是由关东军首领们首先挑起的，他们显然是希望得到哈拉哈河这一线，以便把边界线推到距离计划修筑的从温泉至海拉尔这一铁路线更远的地方。日本人的失败使得这条铁路没有能铺设；它也导致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及其一些参谋人员的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