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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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远的地方。日本人的失败使得这条铁路没有能铺设；它也导致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及其一些参谋人员的去职。最初双方参战的部队是小规模的，但每一方都迅速派来增援部队，整个春天和夏季战斗继续不停，双方各有胜负。直到8月底俄国人派来了机械化部队，才使日本6人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失败不仅带来痛苦，还令人不安地暴露了日本人在技术上不如俄国人，而此时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又似乎已使苏联能够放手把它的全部注意力转向远东。直到此时，这场战斗在名义上仍不过是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一场战斗，日军是根据1932年的条约作为满洲国的同盟国参加的，苏联部队则是根据1936年的互助条约作为外蒙古的同盟国来参加的。从冲突一开始，新京和乌兰巴托这两个政府所在地就互相以抗议的照会进行攻击，然而东京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直接交换照会，虽然在7月间日本人曾暗示，如果莫斯科首先倡议，他们将欢迎举行这样的谈判。但在那时，日本人似乎在战斗中占了上风，莫斯科也就没有什么表示。9月初日本人遭到失败后，看来这两个主角就要亲自出面进行直接的和大规模的冲突了。大批关东军部队迅速集结，准备收复诺门坎阵地，这时在满洲国境内的防空和其他紧急措施也得到了加强。在重庆，人们热切期望一场全面的俄日战争即将开始。然而在此期间希特勒已经进袭波兰，欧洲大战已经爆发。苏联政府这时在打算得到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而不希望打一场远东战争。日本人则虽因遭到失败而很感痛苦，但深知他们最好是暂时等待一下，直到他们建立起一支机械化部队，能够同苏联装甲兵团相匹敌，那时再来报仇雪恨。8月22日，在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之间的一次会谈中，前者提出了通过谈判来解决诺门坎争端的问题，并发现洛佐夫斯基的态度是响应这一建议的。于是，在接到东京的指示后，东乡在9月9日拜会了莫洛托夫，并建议满洲国一蒙古和满洲国一苏联之间的边界问题应当和平解决，为此应成立一个联合划界委员会，苏日两国并应通过谈判来缔结一项通商条约。莫洛托夫大体上同意了这些建议，但关于诺门坎问题，他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所主张的真正边界线的地方。对此，东乡表示反对，因为这不利于日本人的要求。经过几次会谈后双方达成妥协，660同意当停战开始生效时，各自的部队应即停留在原地不动。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在9月16日停战。这就为停止敌对行动和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作好了准备，委员会由日本、满洲国和苏联、蒙古双方各派同等数额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要在这个斗争舞台上解决边界问题。
　



第四章日本和轴心国家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的夭折　第一节反共公约，1936—1937年日本从1931年夺取满洲开始实行并从此日益扩大其规模的侵略政策，已经使它同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起来。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又使它同欧洲的纳粹和法西斯侵略者结成了伙伴。这一伙伴关系的第一个正式保证是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签订的反共公约。当时公布的那一部分公约条文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而只是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它只规定在制止共产国际的活动和了解其代理人方面进行磋商和合作。但这完全是一块遮掩布，想用它来掩饰公约的真正目的。反共公约的真实意图是载在秘密条款中的，后来从被缴获的德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查获，因而才得以公诸于世。1936年，在里宾特洛甫和当时日本驻柏林武官大岛将军之间开始了达成一项德日协议的谈判。他们一直瞒着冯·牛赖特（当时的德国外长）和德国外交部官员们，因为这些职业外交家反对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建议，害怕这可能会损害同中国的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德国自1921年以来辛苦建立起来的。这项协议实际上首先是计对苏联的；由于苏联政府否认同共产国际有任何直接联系或对它实行控制，因此才想出把这条约称作反共产国际公约这个主意来掩盖其真正目的。三条秘密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并未挑衅而受到苏联的进攻，或并未挑衅而受到其进攻的威胁时，661另一方不得有在效果上将改善苏联处境的任何动作；同时，双方应就保护其共同利益所应采取的措施进行磋商。在第二条中，缔约国双方宣称，在本秘密协定继续有效期间，除非经相互同意，双方均不得同苏联缔结不符合本秘密协定的精神的任何政治性条约。第三条规定，本秘密协定应与公开的文本同时生效，有效期亦为五年。1936年11月，在日本同德国的协定即将签署之前，日本政府向意大利主动表示，建议缔结一项大致相同的意田小木派了一位新大使堀田去罗马，并交给他一封信，在信中广田极力主张，为了反共产国际的目的，两国应保持密切的接触。这样，日意双方的会谈也就转入了一个更加肯定的阶段。掘田带去了这样一些建议：缔结一项反共产国际公约，它应该同日本和德国之间己存在的那一项公约相类似，并附带缔结一项在军事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秘密协定：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双方进行磋商；在缔约国一方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此时，德国外交部并不赞成签订一项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想法。理由之一是，柏林对日本利用现有公约来为其侵华作辩护感到愤慨。魏茨泽克在1937年7月28日打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一封电报中说，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从而使日本陷入两线作战。因此，与其说是造成“一个战略上明确的局面”以准备与苏联作战（日本人曾断言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可能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坏，并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境内更加蔓延。魏茨泽克还说，虽然662不会再有德国战争物资卖给中国，但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将不撤退，免得俄国人可能会来取代他们。如果当时任德国驻伦敦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促使英德达成谅解的努力获得成功，德日关系就可能已经冷淡卞来；考虑到德国和英国都厌恶日本入侵中国，那就也许甚至会达成一项英德两国关于远东政策的协定。但是到了1937年10月，里宾特洛甫及其主子似乎已放弃了争取英国的希望，并已决定必须把英国敌视德国佃扩张计划的态度看作是确实无疑的。因此，他们感到有必要产生一项德日意三国协定，以此来抵消一个可能的英、法、苏大联合。第一步是使意大利加入反共公约；随后在10月中旬，把德国的这一愿望通知了日本政府；同月22日，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取得他的同意，让意大利也加入这项公约。1937年11月6日，在罗马签署了二份议定书，据此，意大利成为1936年11月的德日反共公约的一个参加者。这一步并不是意日两国就签订一项关于相互磋商、技术合作和善意中立的双边公约的可能性举行会谈的结束；但从这时开始，主要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德日两国关于缔结一项军事同盟的讨论上来了。　第二节1938年德日两国为缔结一项军事同盟而进行的谈判这件事看来似乎是由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月倡议的。里宾特洛甫和大岛之间的试探性谈话是瞒着日本驻柏林大使东乡茂德的，因为东乡茂德是以反对日本和第三帝国进一步密切关系而闻名的。大岛以大使馆武官的身份向东京参谋本部写了报告，1938年6月，他被告知说，他们赞成德日之间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总的想法，特别是考虑到苏联。到了1938年7月，会谈已取得很大进展，使得里宾663特洛甫已能草拟出一项三国防御条约的基础纲要，有了这项条约，任何缔约国受到别国的威胁时，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互相支持，在遭到进攻时，则可以提供军事援助。大岛又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笠原幸雄中将。笠原是一位参谋官，被派到柏林，表面上是为了学习语言，实在的目的是让他最终成为驻柏林的武官。大岛派笠原携带德国的建议乘飞机回日本（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笠原在1938年8月初抵达东京，把德国的建议交给了他的参谋本部上司们。他们报告了外相，外相看来是把这桩事情提交给了核心内阁，核心内阁是由首相（近卫亲王）、外相（宇垣将军）、藏相（池田成彬），陆相（板垣将军）和海相（米内海军上将）所组成。五相会议同意讨论应继续进行下去，并应当要求德国政府提出一项正式建议。8月底，大岛接到电报，通知他这一决定。他同时还得到指示，要他注意应把苏联当作这项拟议中的公约的主要打击目标，其他国家则只能是次要的目标，条约的性质应纯粹是防御性的。笠原在1938年9月20日左右返抵柏林，当即向大岛说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与此同时，大约在8月中旬，日本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昌谷在获悉里宾特洛甫一大岛会谈和笠原去东京的任务后，就向东乡报告了这些情况，东乡随即打电报给东664京，建议中止这一预备性谈判。他争辩说，日本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它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欧洲战争。8月底他收到一个答复，告诉他已决定继续进行会谈；于是他又向国内发了第二个规劝的报告。接着他收到了宇垣发来的一封答复电报，要求他同意从柏林调任莫斯科。东乡表示反对，但是第二封措词更为严厉的电报使他毫无选择余地，只好同意。他在10月15日接到任命他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的命令，并在27日离开柏林，大岛就接替他担任了大使职务。大岛继续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外交部条约司司长高斯进行讨论，在193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