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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谭政受毛泽东派遣，到部队广泛调查，收集思想反映，总结红军初创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接着，参加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后来，谭政出席了这次在红军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并做记录。他亲临其境，感触颇深，对毛泽东产生由衷的敬佩。
“一生坦正”的谭政大将（3）
从红军时期开始，谭政每打一仗都及时总结，坚持每月向上级写出书面的《月终政治工作报告》。作战之前，他都组织政工人员和宣传员沿途布置宣传鼓动棚，运用化装表演、讲话、呼口号、唱歌等方式宣传鼓动，鼓舞士气。他常常在马背上、在油灯下、在窑洞里思考和著述，学习和笔耕，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1936年3月，他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和重视，并加按语转发全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成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交由谭政组织筹备，并担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延安时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谭政主持。重大决策，要做出决定，发出指示，由他主持起草或亲自起草，王稼祥审定，最后由毛泽东签发。
谭政先后总结撰写了大量研究报告、文章和专著，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留下近百万字的政治工作论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1943年春，他组织起草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
1944年4月，谭政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4月20日，这个报告经*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由*和总政治部下发，题目叫《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的通知》。同年10月1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此报告后来列为党的整风文件，长期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南。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叶剑英曾评价说：“这个报告，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1983年3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决定，将这一报告再次印发全军。
1947年春，谭政在罗荣桓的领导下，总结推广了东北*联军第3纵队通过启发战士诉苦提高阶级觉悟，从而达到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经验。随后，毛泽东将这一经验批转全军。
1948年12月7日晚，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在油灯下连夜起草了《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
谭政一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我军政治工作者的光辉楷模。许多熟悉他的老同志曾风趣地说：谭政就是“坦正”，一生坦正。他毕生的追求和建树是研究我军政治工作，最终成为以军队政治工作著称的开国大将。
终身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1）
开国将帅中，萧劲光大将在党内的资历仅次于傅钟上将和朱德元帅，与陈赓大将并列排在第三位。不过，萧劲光在党内的人脉关系更为丰富。1920年8月，他加入了由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8月底，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年4月，和刘少奇、任弼时等一同赴苏，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成为*旅俄支部的重要成员之一。1924年1月，作为东方民族代表，为列宁守灵。后来回到国内，赴安源参加了由毛泽东和刘少奇领导的工人运动。
萧劲光的军事资历在十大大将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仅次于张云逸，甚至高过几位元帅。1922年，萧劲光进入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成为开国将帅中，由我党培养，最早获得军事学历的人。1925年秋，奉党派遣到广东工作，后到国民党革命军第2军第6师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获少将军衔，并率部参加北伐。成为开国大将中此时惟一获得将军军衔的人。这时，周恩来在国民党革命军第1军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获中将军衔。不久，朱德也在国民党革命军第20军任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获上将军衔。
从上述简历中看出，萧劲光在大革命时期，在政治和军事上就与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五大领袖都有过比较密切的革命交往。
萧劲光担任军事职务的起点很高。在我军创建第3年，一下子就担任军级领导职务。1930年底，第二次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为副军级；1931年11月，首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为正军级；年底，首任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军团政委；1932年12月30日，任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1933年2月，兼任红11军政委；4月，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0月，任红7军团政委。
这段时间，萧劲光担任的军级和军团级领导职务中，涉及军事、政工、教育等领导部门，有时甚至是军政一把抓。然而，就在一帆风顺的高级军事岗位上，萧劲光却遭受到军事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和无情打击。
1933年9月中旬，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黎川之战中，萧劲光所部主力随红3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的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地方游击队。以这样微薄的力量来迎击敌军3个精锐师的进攻，显然力不从心。半个月时间不到，黎川失守。
此时，正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喧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大权旁落，“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被批为过时。而萧劲光又被视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和嫡系。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把萧劲光列入了整治的“黑名单”。
10月，以博古为首的军事“三人团”要收复苏维埃共和国的北大门黎川，授命组建了红7军团，萧劲光任军团政委。11月中旬，敌人又侵袭黎川西北的重镇浒湾，萧劲光奉命率部阻击，一面苦战，一面待援，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导致战斗失利。
浒湾失利，令萧劲光雪上加霜。虽然彭德怀主动申明“责任不在萧劲光”，然而，谴责的拳头仍然重重地落在他头上。
博古和李德认定萧劲光、彭德怀，还有后面的毛泽东，早就纠合在一起，拒不执行共产国际方针和中央指示，死守着游击主义那一套。这次从黎川失守到浒湾失利，都是萧劲光指挥的，是典型的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不折不扣的罗明路线，因此，一定好好整治他们不可。
终身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2）
果然，1934年1月6日，萧劲光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的代表，遭到突然逮捕，送交军事法庭公开审判。结果，被撤职、开除党籍、军籍，判处5年徒刑，且无上诉权。
萧劲光的军事生涯跌入低谷。他虽然是福将，没有经历过战伤的痛苦，但此时却因为人为制造的*，而遭受到更大的精神痛苦。
萧劲光在关押期间，已经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没有退却，派妻子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向萧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逆境中的萧劲光很大的安慰。后来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说：打击萧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由于毛泽东等人内外活动，萧劲光才免遭灭顶之灾，在关押一个月之后，即被释放出来，调到红军大学当了一名战术教员。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党中央纠正了对萧劲光的错误处分，恢复了萧劲光的党籍、军籍。萧劲光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为团级干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萧劲光调任红3军团参谋长，才又重新回到红军的军级领导岗位。
抗日战争伊始，萧劲光即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这是兵团级别首次出现在我军序列里，由萧劲光出任这一“权重位高”且责任重要的角色，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倚重。留守兵团的人数与出征前线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的人数不相上下。在留守兵团正式颁布编制、任命干部的大会上，毛泽东亲自到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还对参加会议的干部们说：“我们在延安，就是靠萧劲光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讲话历来幽默的毛泽东还当着众人的面说：“有了劲光同志，我们都可以把脑袋放到枕头上了。”可见对萧劲光的信任程度之高。响鼓不用重槌敲，面对毛泽东的重托，萧劲光挥笔写下了“任务重于生命”这六个份量不轻的大字，作为自己和留守兵团的行动准则。
留守兵团的战事虽然不频繁，但萧劲光遵照毛泽东的嘱咐，狠抓军事训练和规章制度的起草与完善，后来，这些规章制度的草案发展成为颁布给部队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以及《参谋工作条例》等，大大推进了部队正规化建设。萧劲光还重视军事理论研究。红军时期，翻译了苏联红军的《野战条令》。抗日战争时期，撰写了《近战战术》、《游击战争指导要令》等文章，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被毛泽东采纳。
抗战八年期间，萧劲光一直驻守延安，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战斗与工作，是他的革命生涯中受毛泽东耳濡目染最多、最深刻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们俩人配合默契、加深理解、相互信任的一个重要时期，更是萧劲光在毛泽东的直接教诲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