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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照样去拉计算尺求解，答案用枯枝写下：4＋2=6
老板索性加入工程师穷作乐的数学游戏，凑过去望着工程师的计算尺：“照这样一算，每天从宜昌顶多开出4条船。你再拉一拉，这堆满宜昌的一大摊，就算他肯赔上老本，把二十多条船全用上去，要运多少天？”
“到现在为止，宜昌以上长江，能集中的轮船到底有多少只？”会议室中，卢作孚问。
曲先生悄悄对举人说：“实在有限。而且，他总还得给民生公司留些余地吧？”
连举人也不再执拗，“能运多少算多少吧。”
与会者都感到形势严峻，一时无语，全望着卢作孚。
李果果与文静在一侧担任记录，李果果悄声问文静：“这要运多少天啊？”
江上冉冉升起的雾团，翻滚着涌向荒滩。天光更暗，工程师戴上眼镜，拉完计算尺，递到老板面前。老板也看不清，取过工程师的眼镜，一看，愣了，“要运这么多天啊？”
工程师不搭话，顾自用枯枝在沙上写下“365”。
老板望着这数字苦笑道：“你再算算，这等于……”
工程师在365后加了个等号：365=
老板看工程师似乎一时想不出答案，便连忙提醒：“拉呀，你那尺子！”
这一回，工程师拒绝再拉计算尺，只盯着远处雾中的小楼。
“怎么不拉了？”
工程师说：“此题无解。”
“我来做完你的应用数题吧。”老板拿过工程师手头的枯枝，在“365=”后一笔不苟地写下“壹年”。写罢，一叹，遥望小楼：“都说他十来岁出书，是个数学天才。”
工程师收了计算尺，揣回口袋道：“今夜，把毕达哥拉斯和牛顿请到这荒江荒滩上来，此题同样无解。”
“可是，他自己说的——明早8点，十二码头见，我向各位宣布人、货运输安排计划。”老板说。
“在他的位置上，这是他非说不可的话。我宁肯相信他身边那个大头小青年代他传的那句话——能运多少算多少。”工程师说。
“换了我是他，也只能做到这个份上。能开几条轮船，就开几条来吧。卢作孚昨天遣散我们这帮货主时说的那句话——能运多少算多少，我算是读懂了……”
“这句话是卢作孚身后那个光头小伙子充当传声筒说的，当时卢作孚声音嘶哑，说出一句话来。众人喧闹，我想听也听不清。可是，我怎么觉得，卢作孚说的，未必是这句话……”
“还能是什么话？”老板问。
工程师困惑地望一眼下游峡口方向天色，嘀咕一句：“管他说的哪句话，反正8点快到了！”
会议室里的人心存着同样的困惑。会议议题还是能开来多少船，能争取多少天，能运多少人和货。
文静悄声对李果果说：“日军拿下武汉后，肯定会加紧轰炸宜昌……”
李果果伸手去捂文静的嘴，“天啦，这种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这个……”
文静推开李果果手道：“卢先生爱船，像爱自己的眼睛，这种时候，再叫他把船开到这种地方来……”李果果摇摇头，愣望着小卢先生的背影。
这一夜，宜昌江段江岸上，不知多少双眼睛望着卢作孚，不知多少人心底揣测着卢作孚心底到底在想什么，明早8点，他又到底会打出什么样的底牌……
读遍卢作孚浩若烟海的所有传世文字，不难发现他作文的一个特点——他本人极少描写自己决定做、或不做某事之前的心理状态。就是事后记下自己的感受，也是惜墨如金，比如《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中，只开头有一小段：“这一桩事业……我亲切地经历过，再亲切地写下来，应该有如何沉痛的感觉。”他从来是不做就不做，说做就做，很少关注后来的人是否能了解——在做与不做之间，“当时我是怎么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也不大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卢作孚作文，古风犹存。
英国人丘吉尔的文风恰好与卢作孚相反。1940年5月26日晚18时57分，他主持的代号为“发电机”的作战计划开始实施，此时，一周前原计划用于大撤退的法国三个港口中，布伦和加莱已被德军占领，仅存敦刻尔克。
“28日拂晓，比利时军队投降了……法军第一集团军的一半以上的兵力到达了敦刻尔克……被困在里尔的法军在逐渐缩小的阵地上向越来越大的德军压力进行反击……”与1938年10月23日宜昌荒滩上卢作孚相同处境的战时英国首相记下了他的心理活动：“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验，肩负着如此重大的全面责任，在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密切关注着一切进展，却既无法控制，想插手干预又恐弊多利少……”
梁启超说，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
梁公没料到的是：一旦国家有兴亡大事，以一大公司之经理而为本当由大国首相所为之大事，难上加难。
断棋
望远镜中，12码头，先前船舶运输指挥部的枪兵们都无法制止的混乱，转眼间竟被井井有条的秩序取代。人们从荒滩到囤船的一长排小桌前，排起长队。田仲明白升旗刚才那句话的意思了——升旗是从迅速恢复的秩序中，“看到”了卢作孚，“听到”了卢作孚正在宣布的撤退计划。
1938年10月24日早晨，宜昌城没听见一声鸡叫，天就亮了，鸡早就被卖光杀光吃光。一个县治小城，平添了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外来人，鸡们身价倍增。舍不得卖的居民，便自家把鸡吃了。南京之后，谁不晓得，日本人来了“鸡犬不留”！
民生宜昌分公司小楼上的会开了个通宵。是街头与码头渐起的人声提醒与会者天亮了。卢作孚宣布会议结束后，来到文静身边，悄声嘱咐了一句话。
“是，能走多少走多少，我这就去！”文静马上起身走出。卢作孚拉开厚厚的窗帘，目送文静去了难民救济总站的大棚。他回过身，对李果果说：“按计划，第一条船快到了。我也该去12码头了。”
这一天，宜昌江段两岸，荒滩上的中国人、沉船上的日本人，都在关注着同一件事。因为除了这件事，再无什么事值得关注。两岸的人都知道，这一天，将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大事。这一天，以及以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荒滩与沉船上的人，说出的一句句话，做下的每一桩事，不论南岸北岸空间差别，只消挨着时间顺序记下来，一分一秒地记录下来，便是一本完整史料，最能反映1938年10月24日及此后几十天，在宜昌荒滩上的中国人、隔岸沉船上日本人的状态。
田仲独自趴在宜昌对岸沉船顶棚上，趴了一夜。他像一只伺鼠的灵猫，竖起双耳，眯缝双眼，观测着江上岸上的任何动静，连一丝风都不放过。昨夜关机前，一连收到两通密电。第一通是军方发来的，说：截获重庆军统发往汉口站电报，称“发现宜昌有日谍眼线，代号闲子”。而这闲子，正是日本在中国大后方老牌潜伏间谍“沙扬娜娜”在宜所布眼线，重庆军统电令汉口站顺藤摸瓜找出“沙扬娜娜”，不能生擒，便格杀勿论！因为她或他是最叫戴老板头痛的在华日谍。
田仲知道，“沙扬娜娜”是个男人，就是升旗太郎——升旗原代号是“福来格”，自从以此为笔名在英文报刊撰文抨击民生公司为“八足怪物”后，便不再使用此代号。去年七七事变之后，升旗为自己取了新代号“沙扬娜娜”，就是日语的“再见”。田仲猜到，大半生在中国度过的老师，迫不及待地想跟这个国家说再见了。
第二通密电是闲子发来的：卢作孚在宜连夜召开民生公司调船会议，称：24日7点半开出第一船，8点整在宜12码头宣布撤退计划。
收到第一通电报后，田仲心头一紧，立即昂头报告升旗。伫立驾驶舱窗前遥望对岸的升旗头也不回，懒洋洋地“唔”一声。
“老师你不能再呆在明处了，”田仲急了，扬起刚抄的报文，“军方电令田中，必要时不惜生命保护升旗安全。过了今夜，请老师务必离开宜昌是非之地！并警告：升旗离开宜昌前，不得使用升旗所在地电台连续收发任何电报，因为中国军统、中统均将战时侦破日谍电报放在重中之重，其专业人员早已盯上沙扬娜娜。”
升旗打了个呵欠，起身，关了临江的舱门，退了回来。此时，田仲接到第二通密电，刚向升旗读完，便见升旗兴奋地“哦”了一声，重新打开刚关上的舱门，这一回，是打了个盘腿，面向对岸，那里正好是“12码头”。田仲熟悉，这是老师彻夜打坐的姿态。田仲知道，自己根本无力劝阻，只好揣了王八盒子，在顶棚趴了个通宵。天亮，见荒滩上，重型机械下，无翅飞机中……人群像大草原上平地冒出的无数田鼠，分成一路一路，又像一柄打开的中国纸扇，向一根根扇骨固定的骨节处——12码头聚集。田仲爬回驾驶舱，果然不出所料，升旗还打坐在舱门前，其身形与昨夜所见纹丝未变。田仲知道中国有古训“坐如钟”。田仲也知道如今能坐成钟样的中国人已难见到，日本人倒是有几个，其中之一就是老师。田仲不知道老师昨夜今朝为何面向12码头坐成钟样，老师专攻卢作孚12年，昨夜明明已经充满自信地对卢作孚在此次宜昌撤退的将会持何种态度做了论断，何苦还一定要等着看今早8点看卢作孚宣布“此次撤退计划”？
天刚亮，卢作孚来到宜昌12码头。江上，除了空空的囤船，就只有对岸那只翘出船头的沉船，莫说轮船，连木船都不见一只。囤船前早已堆满人群，其中穿破旧蓝布长衫的男子依旧搀扶着那个身怀六甲的难民妇女。人声嘈杂：“宜昌大码头，今天成了奈何桥！”“上得民生公司的船，就过得了桥。上不了，就落鬼门关！”
中福煤矿的总会计师看着满荒滩的人群与货堆问：“起码要开出一千一万条船，我们能排上第几条船？”
孙越崎却盯着卢作孚说：“就等着听他的撤退计划了。”
嘈杂的人声又掀起一轮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