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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猎枪，都跑得远远地；枪没举起，飞了，蹿了。立言不由想起李白诗句：“海客无心逐白鸥”的典故。但是，这次他没丢面子。打了一只棕灰色兔子，一只花哩胡哨的野鸡。野鸡尾巴有一米多长，使立言联想起旧时“洋画”上好汉的头盔。上大学时，立言没有资格当基干民兵，却在父母的汽枪摊上练得一手好枪法。王重九由衷地赞叹：“你的枪法比我还好呢！”又说：“家鸡吃母的，野鸡吃公的。你打的这只是公的，兄弟，你会有好运气的！”
每次捕鱼打猎归来，王重九都要沽一斤栗南山区红薯干酿的烈酒“烧刀子”，叫老婆炒菜，同立言美美地喝上一顿。立言开始说不会喝。王重九不依：“不会，学着喝。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立言让他激起一股豪情：“好，干！”王重九高兴了，像喝白开水般整碗整碗咕咙咕咙喝光，又抓住立言的碗嘱咐：“你才学着喝，随意就是，莫同我拼……”
有天，王重九喝醉了，伤心地向立言诉说：“你一定听那些人谈过我。他们都恨我，是不是？其实，我只是出身好，工作组进学校选中我，按他们指示办事。当时，说他们代表县委、代表党组织，我能不听吗？怎么怪上我呢？说我是黑打手，批判我，冤不冤？”
立言相信并同情他的苦衷。这个山民的儿子一见如故、热情豪爽的性情，很投合从汉正街走出来的年轻大学生的脾味。立言常作这样思考：要不遇上王重九，简直白来一趟山区！
这样一个长兄般朋友请自已加入组织，好意思回绝么？他本想不介入任何一派，话到嘴边又吞进去了，只默然一笑。第二天，王重九喊他去开会，更让他不好置人家于尴尬。
其实，立言内心里是不喜欢革命教工的。初来乍到，武汉籍音乐教师田家宝给他介绍过，“革命教工”全是本地人，出身好，教书不行，历次运动的红人；“红教工”和持造反观点的，多为外地人，出身不好，教书却行。立言同情“红教工”，但珍视难得的“政治真空”形态。他要保持中立。不介入任何一派。然而，因为讲义气，违心地加入了“革命教工”。
未几，革命教工推荐他为代表，进入“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这是取代运动初期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被取代的“革委会”因为执行资反路线让造反派捣毁，革命教工里成员又因执行资反路线搞臭了。故而，推出立言。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真算宠幸。
刚从四清工作队回的书记李树清找立言谈话，满以为听到受宠若惊的激昂表态。立言却笑道：“我不是当官的料子，最好换别人……”李书记眉一皱，旋又幽默地：“当官？还做老爷啊！你的任务是抓复课，搞斗批改，尤其是要管住那几个黑……”他本要说“黑帮”，一想，批资反路线解放的正是黑帮，改口：“那几个有严重问题的人。运动还在深入，清算了反革命组织东方红公社，再批斗这些人。前段时期*平错了的，还要回头深挖嘛！再说，拿了工资总要做点事吧！”书记的话面面俱到，立言无法推却，只好按值班表工作。
山乡的运动历来慢半拍。一位老教师告诉立言，自已是五八年划的右派，而不是听来都让人心惊肉跳的“不平凡的春天”。再则，就像旧时军阀克扣军饷，层层过把，雁过拔毛：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到省城到专署到县城到区镇，每级打折，兑水变味。在中央强大压力和造反派冲击下，黑帮的材料烧了一份，保留一份；解放一批，挂起一批。王重九比李书记说得更直白：“各地有各地的情况，不能一刀切。留着材料，以后搞起来，拿出来只用！”这同“秋后算账”论调没有两样，立言心里想。
这天下午，下着蒙蒙细雨，黑帮们站的站，蹲的蹲，在教室前空场地吃饭。每个人胸前用麻线挂块厚重大木牌，写着各自罪名：历史反革命、极右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
立言听田家宝讲过，事实远非那般吓人。譬如，那个挂着“里通外国分子”木牌、剃阴阳头的姑娘倪小凤从医校毕业不久——八年前，她父亲得知划为右派，连夜逃往香港。后来经商发了财，每月给女儿寄钱寄信。倪小凤自然也回信。这便是里通外国的由来。立言听完直笑：“定这罪的人，本身可以定罪。卖国贼！香港是外国？”立言甚至暗暗佩服小凤爸爸有骨气，有叛逆精神。明知划成右派，不走等着挨整？你要抛弃别人，还赖着干什么？
三月末的栗南山乡，虽已满目苍翠，一下阴雨，灿烂的桃花也瑟瑟缩缩，洁白的李花飘飘零零；“苦瓜子”鸟在后山不停歇地哀号：“苦哇，苦哇，苦，苦，苦！”唯独映山红执拗地挺立，透出热烈明丽，像燃烧的火焰。
立言看见黑帮们在风雨中吃饭，挂木牌的细麻绳洇湿深深勒进颈脖，端碗的手不停抖动，于心不忍，吩咐道：“你们上走廊吃嘛！”有两个人瞅瞅他，仍然站在雨中吃；其余的人似乎没听见。只顾埋头吞咽。雨虽很细，飘落到头顶顺着头发、脸颊汇集起来涓涓流淌，混合着泪水滴落碗里。看着这些人，他联想起虽有学问、逆来顺受的堂兄，不由放大喉咙又说一句：“上走廊吃吧！”这次，连看一眼的人都没有了。一勺一勺咽药似地兀自站在雨中吞嚼着。立言猜出，他们不是不想上走廊，而是不敢；觉得他说话不够份量，作不了主，只怕去走廊，招致更大灾难。立言装出恼怒，夸张地摆出汉正街架势：“我发的命令听见没有？再不动，老子一人一脚！”黑帮们这才踅到走廊。倪小凤抬起泪水晶莹的大眼睛感激地看他一眼。显然，她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立言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借口——怕小刘老师打人，被逼上走廊的。他就是要揽过责任。他得意洋洋站在雨里，观看自已“仁政”的结果。他还设想，自已落到这田地会如此听任折磨么？如若奋力抗争会是什么下场？
忽然，有人在后面拍拍他的肩膀。立言回头一看，是矮墩墩的李书记打把伞站在身后。
李书记和气地笑着说：“小刘，以后干什么，先打个招呼！”立言知道他指的什么，颇不以为然：“下雨，人家站在露天怎么吃饭？这事有什么要打招呼的？”李书记斜睨一眼，嘴一撇，笑笑：“复课闹革命小组是陈营长组长，凡事得他批准。尊重解放军嘛，噢——”最后一个“噢”字拖得悠长而舒缓，完全像个长厚老者对少不更事晚辈谆谆教诲。让立言感到暖融融地，有一瞬，几乎后悔自已莽撞，差点向书记检讨错误。
但是，下午，王重九悄悄告诉他：“你做事怎么不考虑考虑？还当着黑帮顶撞老李！他在办公室大发脾气。陈营长也恼火了，说，这是你阶级本性决定的……”最后一句为立言素来忌讳痛恨，他差点怒吼起来：“怎么往出身上扯？再说我也没做错！难道出身注定是一种罪过？！”但是，他极力克制着感情，不动声色，双臂抱肩，牙齿在紧闭的嘴唇里叩动着，垂起眼皮看桌子。本想冲一句：“是你们硬要拉我干嘛！”只怕带上王重九，一言不发。
从此，再也没人通知他开会。连革命教工的会议也没人通知他参加。按当年流行说法，他被入了“另册”。他一切不在乎，简直是一种解脱。但很恼怒。他不想让别人难堪，别人却让他难堪。无缘无故受场羞辱。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二月下旬以来，白水中学受批斗、消毒请罪的学生达数百人之多。有几个人还上报，准备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立言一直同情这些学生。对窒息青春活力、程序化的军训大不以为然；从内心瞧不起并无多少货色、装腔作势的陈营长。关于他阶级本性的指责，不唯加强他对这位丘八的反感，也激起潜伏的叛逆情绪。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教职工讨论会上，立言趁机表达积郁内心的看法，为自已的学生辩护。
立言讲话别开生面，语惊四座。别人或者重复社论字句；或者说学生年轻幼稚，受阶级敌人利用，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云云。立言公然赞扬东方红公社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错误属于枝节，可以批评教育，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可划为反革命。对于一个已然定性，尚未*的反革命组织如此评价，委实过于大胆。田家宝等人初始显出赞赏；马上，又担心地看着立言发言。这个脸色苍白、温文尔雅的音乐教师想用眼色示意他语气缓和、策略一点；王重九瞅着立言，叹着长气，连连跌脚，似乎他闯下大祸。立言几次碰到两人眼光，明知他俩忧虑和心意，毫不理会，直抒胸臆。革命教工个个目瞪口呆；李书记脸上横肉抽搐着，凶狠地冷笑；陈营长手支下巴，听一句，点一下头，好像这样可以一字不漏记住立言“放”的“毒 ”。他身旁的革命教工勤务员何长生急速在作记录。
立言说完，手掌由下而上优雅地一挥：“这就是我的看法、体会！”口气仿佛在宣战。
会场沉静了好半天。有人面面相觑，有人咬牙切齿，有人交换惊喜眼光。突然，响起一阵热烈掌声。掌声由门外、窗口围观听讲的学生首先鼓起。接着，红教工、田家宝一行鼓起掌来。有人边鼓掌边抹眼泪。
陈营长极不耐烦地待掌声停下来了，抬起眼，威严地扫视一圈，而后，朝李书记点点头。李书记冷笑着开腔：“好，刚才我们小刘老师放了一通与众不同的高见。很好！大家围绕他的发言可以阐述自已的观点嘛！”明显在发起围剿命令。
数学教研组组长、语文教研组组长应声先后出阵。两位老教师结结巴巴，言不及义，引得场外的学生发出阵阵嗤笑；没说两句，仓促收兵回营。何长生见状，放下笔，亲自摇枪出马。这个留中分头，面相白晰俊气，长两片薄嘴唇的青年教师，脑袋灵光，素以富于雄辩自居。他左一个比喻，右一个比喻，东扯西拉，连引用的理论依据亦风马牛不相及。寡淡如水。立言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