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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敢这样讲话，在历任的院长、院士中，一个叫做李亦园的院士说他最佩服胡适。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敢讲真话。
胡适一句“蒋先生你错了”，胆敢当面驳斥蒋介石，有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求实的精神，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他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最不愿意见到他。
2 劝蒋无为而治
胡适于1917年自美留学回国，二十七岁即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事实上，在他回国之前，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重要文章，鼓动风潮，千层浪起，一夕而“暴得大名”。
时光倒回到20世纪前叶，那时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胡适，但他们从未见过面。1932年冬天，蒋、胡都在汉口，蒋请胡吃饭，两人才第一次见面。次日，蒋又在住处约胡晚餐，在座的还有陈布雷、陈立夫、顾孟余等人。胡知道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所以送蒋一本《淮南子》，作为间接的谏言——请蒋不要“事事站在第一线”，这是胡氏第一次让蒋头痛。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著的一本书，分内外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行本《淮南子》即其内篇，其余已不存。书的主旨就是宣扬“无为”。当国者要不侵官、不越权，行“无为之道”。胡适喜欢以古讽今，他常拿此书“修理”蒋介石。
譬如在《主术训》中，开宗明义就教导国君无为而治。它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关于这一点，《诠言训》有进一步的发挥：“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意思是说，国君好比神主牌（尸），不必去管祭祀的事，祭祀由主持祭祀仪式的人（祝宰）来负责。胡适借这些话来暗讽蒋介石管得太多了。
随后，胡适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例，劝蒋介石息劳。这是胡适对蒋介石非常重要的规劝，但是蒋介石有没有看这本书呢？似乎是没有。即使看了，胡适相信蒋介石也不会照着做，但是蒋做不做他不管，只要他认为错的他就要管、要说。
胡适甚至连蒋介石怎样做官也要管。1934年4月4日，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要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说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国民党中央社电讯报导，报称蒋介石的一个解释：“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他说该手令是“命令政训工作人员”的，“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
蒋介石非国民党中央党部，也非政府，胡适认为蒋的手令不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对此事的评说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
胡适让蒋第二次头痛也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适按捺不住愤怒，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发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校长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
3 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胡适随后几年总是批评蒋介石，如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所说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总会长。一个多月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
他说：“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他要提出几点意见：第一，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第二，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第三，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他认为，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水平太低了，绝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这让蒋介石好生不快，但也无可奈何，“新生活运动”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4 知其不可而为之
蒋介石对胡适既爱又恨，爱的是他对人民的忠心，恨的是对自己的不忠。从蒋介石败退台湾的1949年4月至1962年2月，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4月之前，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是第一阶段，此后回台湾定居是第二阶段，这两阶段蒋介石都需要胡适的帮忙，但胡适并没有完全答应，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掌控胡适。
1947年，蒋介石邀已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做行政院政务委员和考试院院长，胡适再三婉拒，理由是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有点用处，始终不愿意放弃独来独往的自由。但蒋介石不死心。1947年底，国民党战况渐趋不利，蒋介石更积极地想把胡适拉进政府内，以争取美国的援助，好几次提议他担任包括驻美大使、行政院长，甚至总统候选人等，胡适都一一回绝了。
在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胡适仍然向蒋提出十条意见，要蒋“必须认错，必须虚心”，蒋介石都能很和气地接受。
1948年底，蒋请胡适出面向美国争取外援，胡适为难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1949年初，胡适给蒋介石讲了英国的温赖特将军在战争中被迫投降，却不失英雄本色的故事，试图用西方人对战争与价值观的理解，劝他放弃抵抗，走民主共和之路。胡适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而在这个时候闻一多、李公仆作为反独裁、争自由的民主人士被国民党当局暗杀。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已在围城之中，隔天胡适搭乘蒋介石派的专机逃到南京，长子胡思杜留在北平。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适，仍极力劝他去美国，蒋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最后，胡适拗不过蒋介石的请求，于1949年4月6日从上海搭船前往纽约。
和1937年一样，胡适这次也是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到美国来争取支持的。但经过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此时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态度已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胡适受蒋的委托赴美寻求美援。当时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也力主放弃对蒋政权的支持。但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而对于新中国，胡适则继续保持敌对的态度。
1952年4月2日，在美国远东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华裔教师王浩质问胡适：“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大了吗？”胡适说：“No！”王浩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胡适更大声回答：“No！”
在这种情势下，胡适能够着力的地方已十分有限，再也没有任何美国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为他安排周游各地的演讲了。直到1957年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段时间是胡适在美国最为黯淡的时光。
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副国务卿鲁斯克的旧档案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1949年6月23日，鲁斯克跟胡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中国的事业，以取代蒋介石政权，但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他深信以个人的身份说话，对蒋介石政权或更有益。也正是在此前后，宋子文密电蒋介石，推荐胡适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面商，但胡适坚决表示他对此议“从未赞成，也决不赞成”。宋子文跟胡适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他出面推荐胡适，显然也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旨意。只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才不得不继续采取援蒋的政策。
5 民主·自由·独立
对于盘踞台湾的蒋政权，胡适的寄望主要有三点：
（1）延续法治精神。他于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先后三次给蒋介石写信，规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慑于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蒋介石表面对胡适的谏言表示宽容，但实际上丝毫没有让步。
（2）保证言论自由，包括批评蒋介石父子的自由，批评三民主义和所谓的“五权宪法”的自由。他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是他争取言论自由的阵地，也不到几年就名存实亡了。
（3）维护学术独立，特别要使“中央研究院”独立于政治之外。1957年8月，蒋介石逼迫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辞职，依照规章，“中研院”评议会推出三位院长候选人，最后由蒋介石拍板敲定。胡适在这方面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事情缘于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四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三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胡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