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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缘于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四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三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胡先回电表示不就，李济、李书华也表示，胡适不就，他们也不就。但这样一来，“中研院”的大权就可能由属于国民党派系的张其昀执掌。基于这一状况，胡适才改变初衷，于1958年11月5日到台湾定居。
6 父子分道扬镳
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他的儿子却没走，后来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胡适没想到这个小儿子竟会朝他投枪，“追求进步”地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知道后坚信是别人逼儿子写的，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没有沉默的自由》一文；文中还表达出知子莫若父的无尽的凄凉与无奈。
在台湾复任一把手的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同时为了笼络胡适，他专门约见胡适并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先生令郎迷途知返！”
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可见胡适公私分明。
7 为言论自由而奔走
胡适回台湾后除了登上多所大学的讲坛外，在各种公开场合的演讲也不少，向来声音洪亮的他，由于频繁地演说，喉咙变得嘶哑，不得不求助于大夫。在台湾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胡适对台湾多了几分依恋，他面对台湾媒体问及返台感想时说：“大约一年左右，我还是要回来的；以后希望每年能回来一次，但我也希望当我下次回来时，大家能给我不说话的自由，让我胆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从这时开始，胡适开始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台湾与美国之间。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蒋经国也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说：“单单在法律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法律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为此，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地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台湾人民做诤臣，为台湾行政当局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是胡适此行的最大特色。12月4日，胡适在台湾有关当局举办的欢迎会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
五天后，他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上强调，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他还说，台湾行政当局承认新闻独立，扶持私人办报，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
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胡的意见相当尖锐，但是蒋介石却能够接受。这一点，从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胡适又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先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胡适回忆录》记载：“我说，有关法律只许蒋先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蒋先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台湾行政当局无一人敢如此说！蒋先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然而书生毕竟太天真了，蒋介石在政坛滚打了一辈子，怎会听信一介书生的空话。蒋介石要的是权力与地位，因此他想利用胡来捞取政治资本，想继续连任。但是胡适却看不透，以为蒋不知“宪政”运作，居然在日记里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
当届伪“国大”，召集是在1948年3月2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到1954年5月20日为满任，2月20日必须选出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蒋听罢大喜，他立刻向胡适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胡适还傻乎乎地写到：“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有关法律了吗？”
1954年2月18日，胡适回台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蒋介石又劝他竞选领导人，他重申1933年说过的“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不愿居官”的愿望，并表示要全力支持蒋介石竞选。胡适又回到台湾参加“国民大会”，在开幕式上，胡适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算法，来解释一届“国大”为何能两次选举领导人，为蒋介石的连任制造了绝好的舆论。
会议结束后，胡适在会见台北记者时，一方面批评新闻界争取独立的精神不够，一方面向大家披露，蒋介石曾向他保证，“今后台湾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
此时的胡适似乎又沦为蒋家的弄臣。他力排众议，全力支持蒋连任，并将领导人的聘书亲手送给蒋介石，使得蒋介石心花怒放，摆出台湾随时欢迎胡适归来的姿态。胡适并不领情，他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是可以连任一次的！”他争的是“宪政”发展。
因为胡适关键的临门一脚，让蒋介石再次坐稳“总统”大位，蒋因而对胡感铭五内，礼遇有加。相对于在美国的冷清，年入古稀的胡适在台湾受到追捧，飘飘然有与天接壤之快感，使得生性喜欢热闹的他也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
8 祝寿不忘争自由
1956年蒋介石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胡适回台，他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蒋祝寿。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胡适说：“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随后，他在接见台北的一位记者时说：“言论自由对政府领导人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导人的力量。”他还说：“现在能办事的人的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Yes 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
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领导人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第二天，胡适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蒋先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胡适的台湾之行，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台湾，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象征自由”的老人。
二十年后，那位《“中央”日报》的负责人胡健中也披露了一些内情。他说：“犹记在1956年蒋先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蒋先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蒋先生祝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蒋先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蒋先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胡适不知台湾真的没自由，只有他才是唯一有部分自由的人。”
9 《胡适与“国运”》公案
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准备回台湾定居。据说为了给他盖房，蒋介石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笔款项，“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预算。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一、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院长的住宅。二、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不久，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刚下飞机，就有记者问他关于组建反对党的事情。胡适以不了解情况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1958年4月，胡适即将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长之时，台湾突然出现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名为《胡适与“国运”》，四处散发。内容包括五篇文章：《胡适的领袖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