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之多几乎使哲学系关门。
殷海光去世前已陷绝地，但就是这样潜心著述、“形同隐居”的生活也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作为《自由中国》“首席余孽”的殷海光已经失去了在校园公开演讲的自由，外出活动也常常有“尾巴”紧随。
不久，哈耶克教授来台湾访问，政府禁止殷海光与之晤谈，而且殷海光的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双重折磨，1967年不幸罹患胃癌，病中嗜食芒果，并坚持阅读著作不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年后病逝。
1966年1月，耗费殷海光无数心血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出版，此书是殷海光多年的研究心得。此书采用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及逻辑分析方法，讨论了19世纪以降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从世界架构的视野，检讨思索中国文化的前景。在书中，殷海光呼吁“道德的重建”，鼓舞知识人不畏威权，扛起道义责任的大纛。
当时殷海光的得意门生、“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正在美国留学，收到书以后，还写信告诉老师，他看到这部书，第一个感觉是“惊异于您最近功力之勤与深”，也认为“在大学念书的应该人手一册”。但到7月这部书就被警备总部以“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社会伦常观念”的理由查禁。
学界认为，一位以教学为职业、以著述为志业的殷海光，为了力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竟然遭受威权体制的无情镇压，失去教学舞台，也失去了发表思想、言论的自由。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打击，终于成为身体上受病罹疾的原因。三年后，殷海光以五十岁英年，告别了人间。
1966年7月，刚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被列入禁书之列是对殷海光重大的打击。这还不算，到了8月份，他在台大的教职也保不住了。在随后的三年中，殷海光陷入了贫病交加、孤立无援的苦难之中。按韦政通的说法，殷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面临了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除名相似的处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来探望他，有的甚至面对面碰上了都不肯相认。
在如此的困厄之中，殷海光仍不失英雄暮年、壮心不已的斗志。在给徐传礼的信中，他就谈到：“自由之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太阳被乌云遮蔽的时代，我之身受，正是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还得再付出哩！”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著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加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由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仅在报刊上的批判、围剿，就进行了五年之久。1969年9月16日，被病魔折磨了两年有余的殷海光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离他五十岁生日还有整整三个月。临终前，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
殷海光虽只活了五十岁，却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其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殷海光生病主要是被国民党气的，在被看管的那几年，他身体非常不适，写不了、也登不了任何奋发之作，他只有生闷气，每当泡澡完了，精神抖擞，就往那个巷口一喊：“那个帮国民党站岗监视的特务，滚！”
殷海光被软禁很呕气，在家里生闷气，一吃饭的时候就呆坐在那里。李敖回忆，殷老师啊，就骂蒋介石，骂了半天，筷子一丢，也不吃饭了，最后得胃癌死掉了。胃癌形成的原因很多，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心情不高兴，哲学家得胃癌死掉，这是不相称的。如孔子所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他过世之后的第二年，坐牢十年的“政治犯”雷震出狱了。刚出狱，雷震就来殷家探视。夏君璐说，她仍记得身材魁梧的雷震一进门就大喊：“你的先生被蒋介石气死，我就没有！”当年他硬生生被蒋介石剥夺教职后，每天都坚持做点体力劳动。
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的朋友不多。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
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台湾地区领导人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
胡学古就是被派来做那事儿的特务，最终却成为他的朋友，胡学古是跟随国民党部队来台的湖南人，曾任职于世新大学，因投稿《自由中国》与雷震、殷海光成为好友。他受过高等教育，却被派来做跟踪殷海光的狗腿子，自己也不是滋味。
殷海光与雷震都在《自由中国》发表尖锐文章得罪蒋介石，雷震于1960年9月被捕后，警备总部又打算陷害殷海光，编了一个殷海光密谋暗杀蒋介石的故事，打算逮捕殷海光。而胡学古在特务堆里被排挤，几次惨遭上级同事的诬陷，想把他打入狱中，胡也无时无刻不想反击。特务想暗杀殷海光，所幸被胡学古识破而拒绝合作，殷海光得以保命，但胡学古却成了“代罪羔羊”。1964年6月2日，胡学古被警备总部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叛乱罪判刑七年，证据只是一把打不死人的枪。更令人痛心的是，他还在狱中被整瞎一只眼睛。因为胡学古是个大近视，却被指控与台大教授殷海光密谋刺杀蒋介石并担任枪手，他们的案件本身，其实也见证了当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恐怖统治下胡乱制造政治案件的荒谬。
殷海光遭到国民党政权的高层的迫害，根据他自己所说的“基本原因”，是他二十年来“不接受专制制度，尤其不接受法西斯型模的思想”，“显然，这是借‘反共’和‘反攻’来维持残余权势的集团所不能容忍的”。
9 自我定位：自由思想者
殷海光对于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痛哉斯言！
虽然屡次掉入政治漩涡，但殷海光却比学院里的教授培养了更多的人才。他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沛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但他的独立人格、思想激情感染了几乎一代有青春理想的年轻人，如林毓生、李敖等。
1966年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这个犬儒时代的思想者因此在历史的纵深里成全了他作为一个启蒙者、思想大师的地位。
殷海光在台北市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的家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立平房，如今已是一个被追思的景点。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留下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呼吁自由的人，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1966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