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恰朗加”——跑调乐队。“恰朗加”毫不退却，还制作了弗拉门戈自己的队服，并在上面手工缝制了象征俱乐部徽章的竖琴。他们也开始参加客场比赛，利用球场上站台区的开放空间，靠近对手，用音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这种环境下，弗拉门戈对圣克里斯托旺打进了第4个球后，裁判禁止“恰朗加”进入球场。这件事闹到了法庭，但是当地足协却是支持的态度。里约足协的两位高层马里奥·费劳和瓦加斯·内图认为足球需要这种观众自发组织的盛大的支持场面。
这也许并不是因为“恰朗加”发挥作用了，但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最终，在1942年，弗拉门戈赢得了里约州锦标赛的冠军，并且连续赢得了下两届的冠军，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三连冠。第三次夺冠的情景在马里奥·费劳的短篇小说《春天里的狂欢节》中有记载。在小说中，他写道：“随着一声巨响，比赛开始了，响声如此之大，连值班的警察都被吓得摔倒在地。”真实情景当然没那么夸张，但在这次比赛中观众确实看到了各种烟火。瓦斯科球迷组织（TOV）——一群支持瓦斯科达迦马俱乐部的球迷组织起来的队伍（弗拉门戈“恰朗加”的翻版），在比赛开始前的一段时间，为观众燃放了最好看的烟花。在那一季关键性的一场比赛中，弗拉门戈对阵瓦斯科。杰米·卡瓦略决定要给瓦斯科球迷组织一点颜色瞧瞧，他把在家中制作的一颗炸弹带到了球场。这颗炸弹并没有将任何人从球场上轰走，但却让整个体育场浓烟密布，并为炸弹的用法开创了先例。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弗拉门戈再一次夺冠。乐队和成千上万的球迷涌上街头，游行庆祝。虽然这种行为可能使某些统治阶层感到恐慌，也许还会导致禁止球迷组织活动和燃放烟花，但新国家选择团结这些力量。在得到俱乐部的支持、商业赞助和足协的庇护后，卡瓦略在195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成了巴西队的官方啦啦队队长，完成了他从身无分文的萨尔瓦多市移民到全国球迷领袖的转变历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担任这样一项官职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
Ⅲ
新国家也许正忙于发展巴西大众文化，甚至公开地开展庆祝活动，但上层阶级和保守党人内心对这种大众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并非完全满意。新政权中很多高级官员受这种想法束缚，因而对待桑巴舞持有这种态度：“我们认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所有粗鲁的、没文化的乡巴佬才常常需要通过音乐与文明拉上关系。”（6）这种想法当然影响到新国家与前任政权对待狂欢节的态度。
1641年，里约举行了首届狂欢节，当时的殖民政府为了纪念葡萄牙君主立宪制的复辟下达了庆祝命令。但狂欢节很快变得失去控制，超出预想，伴随着非裔巴西人的舞蹈和音乐，一群群发了疯的葡萄牙青年在城镇里横冲直撞、胡行乱闹。1900年，里约当局为了消除这些狂暴行为，要求参加狂欢节的人登记身份，将这一深受欢迎的节日明显地变成了有钱人的私人聚会和化装舞会。20世纪初出现了桑巴舞学校——草根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桑巴舞乐队和舞蹈俱乐部——保证了穷人能够自始至终参与狂欢节。在瓦加斯的统治下，作为对政府为花车和服装提供补贴和现金支付的回报，桑巴舞学校必须践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主题必须积极阳光，政府可以利用热情洋溢、积极健康的狂欢节来吸引外国游客。
因此，新国家对待狂欢节和桑巴舞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支持他们带头积极地吸收非洲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巴西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是需要同化和控制的危险分子、邪恶势力、潜在的秩序扰乱者。新国家在对待足球的态度上也是相同的矛盾心理。它希望所有足球比赛的庆祝活动都能有助于国家施行人口复兴计划，球员都能扮演传教士的角色，传播卫生保健的思想和积极健康的爱国教育。很显然，对所有人而言，在一个足球职业化的年代，事情就算曾经是那样，现在也已经不再按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了。明星球员受欢迎的程度和财富的多少取决于他们的球技而非正直的道德品质，这一事实与政府对足球的期待大相径庭。莱昂尼达斯和福斯托两位最有名的球员都没能遵照当局推崇的谦卑和服从准则行事，但这并不仅仅只有他们俩。福斯托最终沉溺于奢侈的生活和低酒精饮料。莱昂尼达斯虽然偶尔被政府拉去支持劳动法的贯彻实施，但所过的生活，也与政府希望树立的一个积极阳光的爱国榜样完全背道而驰。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社会名流，也是一个不讲情面的商人，外表帅气、非常上相，喜欢炫耀最新的射门招式，喜欢在比赛结束后的那一天，到里约布兰科游行，接受球迷的欢呼。让当局头疼的不只是球星们放纵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还有巴西足球与“野孩子”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野孩子”是巴西人口中经常提起的人物——活跃的、精明的，依靠智慧和魅力生存的城市战士。莱昂尼达斯言谈举止之间都带着一股随意劲和精明劲，似乎连踢球也是即兴发挥，他射门的招牌动作是“倒挂金钩”。
新政权的保守主义和新思想、新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永远也无法完全缓和，这一点在大众文化的三个重要领域都有所体现：球赛广播、足球音乐和足球电影。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广播是大多数巴西人真正了解足球赛事的主要方式。那时的广播节目严重依赖于歌剧音乐和偶尔上演的戏剧，足球为相当有限的广播节目增加了受欢迎的话题。因此，解说员大多数时候都在介绍足球是怎样被人们接受和理解的。20世纪30年代，尼古拉斯·图马和阿曼多·潘普洛纳是两个主要的解说员。潘普洛纳的解说总是注重礼仪、稍显古板，而图马则语速飞快、断断续续，因此获得了“机关枪解说员”的绰号。加利亚诺·内图在瓦加斯时代后期表现稳健、深受信任，被宣称为“完美的体育解说员”。1938年法国世界杯时，是他负责实况解说巴西队的赛况。
尽管三个解说员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解说了足球积极健康、有爱国心的一面，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期确实出现了对足球片面性和浮夸的报道，其中以阿里·芭萝萨为代表。作为作曲家，芭萝萨在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科帕卡巴纳地区声名鹊起，但他同时还是作家、画家、当地议员和弗拉门戈的狂热球迷。他对足球的解说诙谐幽默、极其狂热，另外带有很深的偏见。为了在人群中能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他从一家玩具店买了一把口琴。当看到所支持的球队得分时，他就吹出一阵欢快的旋律，如果是对手得分，他就发出刺耳的声音或是哀伤的降调。有些看不惯的人觉得他的行为和球队偏见非常令人生厌，因此禁止他来体育场，他被迫只能从附近房子的楼顶观看和解说球场上的比赛。据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跑到边线上解说一场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势均力敌的比赛，由于他言辞上过于偏向巴西，结果被阿根廷球迷和官员群起而攻之。
雷贝罗·朱尼尔是以现场播报极度疯狂、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赛马活动开始他的解说生涯的，他把这一激情澎湃的特点带到了对足球的解说上。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首创了加长版的、极度兴奋的庆祝射门得分的播报方式“球进啦！”，这在后来成为了拉丁美洲使用最普遍最广泛的足球解说词。当时有一个流派认为这种解说方式过于冗长，尼古拉斯·图马曾说：“我认为这种拖长版的进球播报方式是浪费时间，广播员在说‘球进啦！’时要持续20秒的时间，而听众只想知道是哪支球队进球得分。”然而，巴西的广播电台竞争激烈、创新不断，拥有广泛又受欢迎的市场，任何约束都永远不可能阻碍它的发展。广播电台不满足于只有一个解说员，他们开始在看台区安排两个人来解说，并且至少有一个要安排在边线的某处。豪尔赫·库里和安东尼奥·科代罗开创了搭档解说足球的先河，但在边线解说的人当中却是以风趣幽默的热拉尔多·布洛塔为代表。布洛塔开始时站在边线位置，但很快就在球网后影响到守门员，因为在比赛进行中，他跑到球场上去采访球员和教练。这在巴西足球俱乐部，当比赛正在进行时，走上球场去和某个人说话是越来越常见的事情。1949年在一场完美策划的恶作剧中，热拉尔多·阿尔梅达解说了一场圣保罗球队和一支欧洲球队之间的比赛，结果圣保罗遭到0比7的血洗。直到第二天，4月2日才揭晓真相，原来这场球赛完全是杜撰出来的。这种事当然无法成为《巴西时间》的专题节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西很多现存的音乐文化形式、新兴的广播产业以及留声机的普及共同促进了巴西唱片产业的迅速发展。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和类型，像欧洲的波尔卡和华尔兹、混血儿的“梭洛”（融合了欧洲舞蹈和非裔巴西人的音乐节奏）还有来自东北和巴伊亚当地的音乐，但在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流行音乐还是桑巴。在20世纪之交，桑巴舞曲发源于里约黑人聚集最多的贫民窟。它融合了“梭洛”的多元音乐风格，强调非洲音乐节拍，增加了问答式的歌谣模式和欧洲乐器的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更加高雅的桑巴舞曲风靡一时，受到白人和中产阶级的欢迎。在新政权的统治下，桑巴舞曲也被分成了两个派别，为政权服务的桑巴和不为政权服务的桑巴。政权桑巴可谓是笨拙的宣传手段，正如路易斯·梅内塞斯为瓦加斯领导的革命所唱的赞歌：“奴隶制已经结束了，1930年革命万岁，是它拯救了我们。”作曲家阿里·芭萝萨则在桑巴舞曲中将巴西描绘成了一幅画，宁静的热带天堂、新发现的伊甸园。
录制的第一首有关足球的歌曲就是追随这种主流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