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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的第一首有关足球的歌曲就是追随这种主流创作的，例如，亚美利哥·哈科米诺创作的《弗卢米嫩塞之歌》，融合了古典吉他和探戈节奏。20世纪30年代初，幽默的小调和欢乐的歌谣深受喜爱，例如《足球之歌》，由来自边远地区的阿尔瓦伦加、拉恩钦霍和喜剧经理人卡皮亚欧·富尔塔多联手演奏。在30年代，足球逐渐在深受大众欢迎的桑巴和其他舞曲中占有了特殊位置。1936年，爱德华多·索托用“17比3，轻松取胜（E Sopa）”这样的唱词来描述1930年的总统选举和随后的瓦加斯政变，好像在叙述一场足球比赛一样。“E Sopa”的字面意思是“这是汤”，但它实际要表达的最贴切的意思是“这很容易”。卡台提足球俱乐部就相当于总统府，A队由多尼古带领，多尼古实际代指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安东尼奥·卡洛斯·里贝罗·安德拉达，B队由朱里霍·普列斯特斯带领，朱里霍代指圣保罗州州长，裁判则是马加耶博士，代指即将卸任的俱乐部主席华盛顿·路易斯，而认为这一切都轻而易举的人正是指加乌乔牧人热图利奥·瓦加斯，他与米内罗人，还有帕拉伊巴人联合起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首歌谣写道——
去参加这场足球大赛吧，去赢得卡台提杯冠军吧
A队的队长：您忠诚的托尼古
B队的队长：您忠诚的朱里霍
裁判：马加耶博士
卡台提足球俱乐部胜任有余的主席
想要一统巴西
热图利奥说道：“这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
只需一个帕拉伊巴人、一个加乌乔牧人再加一个米内罗人
将足球作为一种开玩笑的政治隐喻倒是无伤大雅，但以谈论足球的方式来描述“野孩子”式的生活习性着实让人无法忍受。诺埃尔·罗萨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大量流行的桑巴舞曲歌词都不符合国家制定的规范，因此从未在电台播出过。他常常在他的歌里把谈论足球作为叙述日常生活的一个特点，并且特别喜欢把具有城里人精明劲儿的“野孩子”似的人物作为描绘的对象。在《酒馆里的谈话》这首歌谣中，他描绘了一幅主人公在酒馆里支使服务生的画面——
如果你待在这擦桌子
那我也不会起身去买单
去问你的老板
要瓶墨水、要支笔
要个信封、要张纸
要支香烟赶蚊子
去问你的老板
要本杂志
要个打火机和烟灰缸
当然，这个“野孩子”似的人物主人公在餐桌前坐下来后，他真正想要知道的是比分怎么样了。罗萨唱道：“服务员快去帮我取来热气腾腾的面包……快去帮我问问客人们球赛的比分情况怎么样了。”（7）
面对这类刻画足球迷的歌谣，政府以发行阿道夫·阿尔维斯演奏的歌曲《圣热拿利奥的电车》来回应。这是一首桑巴舞曲，一反常态地颂扬了头脑清醒的城市工人。比起跑去圣热拿利奥体育场观看球赛，他们更喜欢准时去上班，也不像波希米亚人和懒虫似的沉溺于声名狼藉的醉酒和看球的生活。歌词写道：“圣热拿利奥电车/它载着一个工人/工人正要去上班。”不止于此，模范工人更是对足球不屑一顾：“我从未有过计划/但我决定为我的将来计划/你看啦，我很快乐，我生活得很好/懒惰不会为任何人披上衣裳。”
20世纪40年代，政府加强了对音乐家和作曲家的管制，但是流传下来的足球桑巴舞曲不是阿尔维斯带着官腔的曲调而是流行于街头巷尾的罗萨歌谣。威尔森·巴蒂斯塔创作的歌曲《裁判吹响了口哨》，勾画了一个对足球痴迷的人原打算在星期天休息，但被迫加入到球赛中，遭受“90分钟的折磨”。不仅如此，他还不满足于平局，只对比分满意的球赛感兴趣。洛里瓦尔·拉莫斯在他的歌曲《罗卡杯之歌》中赞美了巴西国家队。拉马丁内·巴博在得到当地电台的赞助后，于一天之内为里约11家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各写了一篇赞歌。（8）11首赞歌全部录制了下来，这足以证明足球在里约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极高的人气。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政治动乱和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任何题材的电影都很少制作。自从1931年发行过一部喜剧电影《足球冠军》之后，就再也没有关于足球的电影面世。但在30年代末期，在新国家认可的情况下有两部讲述足球的电影得以发行。电影《球赛的肉体和灵魂》在里约举行了首次公演，到场的人中有弗拉门戈俱乐部官员、教育部长古斯塔沃·卡帕内马和总统瓦加斯自己。这部影片的制作获得过弗拉门戈的支持，他们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场地和球员，另外，也得到了政府机构的资金赞助。这部情节剧电影将帕蒂尔哈推行的新社会项目和弗拉门戈满腔爱国热情的青年球员融合在一起，以半纪录片的方式拍摄。这部电影的主角名叫路易斯，是弗拉门戈一位相对比较贫穷的球员，也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他已过世的父亲曾经是弗拉门戈有名的前锋，他希望能以父亲为榜样。随着年少时期青梅竹马的女孩玛丽亚·海伦娜从欧洲回国，他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但也更加错综复杂了。玛丽亚年纪尚小，但她的父母希望她嫁给鲁宾斯，鲁宾斯也是弗拉门戈的球员，同样也是医学院的学生，但他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玛丽亚宣称她将嫁给在本季度为弗拉门戈得分最多的球员。这样，大家的颜面都得以保全，鲁宾斯也意识到他未能赢得她的芳心，于是将玛丽亚和弗拉门戈进球的机会拱手让给了路易斯。路易斯顺利地完成了医学论文，也因此为他迈向上层社会铺平了道路。
电影《足球家庭》讲述了一位思想保守的医生，讽刺的是，他名叫莱昂尼达斯·若教授（他的名字来源于那个时代最后一位波希米亚球员），他在演说中强烈批判足球，认为足球会损坏人的身体，扭曲人的思想，并且表达了他对明星前锋阿图尔·弗雷登雷希的厌恶。他的儿子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名球员，同时也是一名医科学生，并且崇拜弗雷登雷希。他最终被调到弗卢米嫩塞打球。教授父亲不允许他去，这为电影剩下的故事情节制造了线索。随着儿子成功地做到足球和学习两不误后，这一矛盾也顺利地化解了。这位反对儿子爱好的教授父亲最终也成了一位忠实的足球迷。
随着瓦加斯政权和新国家的倒台，巴西电影从理论上摆脱了这种官方认可的情节剧，这种滑稽的、夸大情感的、可悲的剧情，但在大多数时候，巴西电影依旧遵循了这一特点。1945年，约瑟·卡洛斯·比勒在那个时代制作的第一步关于足球的电影《制胜一球》依然延续了这种剧情。但是，他在1953年发行的第二部电影《球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些传统观念，表明将优生体制、道德框架与足球捆绑的意图正在逐渐减少。《制胜一球》的主人公是明星前锋劳林多，以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为原型，由当时最有名的黑人喜剧演员戈兰德·奥特洛出演。《球星》则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圣保罗，讲述了科林蒂安俱乐部球员朱里霍与受伤的膝盖以及情侣的父亲斗争的故事。埃莉莎爱上了朱里霍，但像往常的电影情节一样，她的父亲希望她嫁给一位医生。这部电影以科林蒂安与虚构的乌拉圭卡拉斯科蒙得维的亚俱乐部（由巴拉圭的奥林匹亚足球俱乐部出演）之间的一场比赛宣告结局。在这场虚构的比赛中，195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结果被改写，由巴西2比1战胜对手。朱里霍的膝盖支撑到了最后，他打进了制胜球并抱得美人归。第一次，电影的主角不再是医生，他地位的上升方式也不再依赖学业考试或是社会等级的提升，打入制胜一球已经足够。
Ⅳ
1934年，巴西在世界杯中仅仅打了一场比赛。他们被西班牙击败后便打道回府了。很少有巴西人关注到这场比赛，但看到的最强烈的反应是位于圣保罗的帕莱斯特拉意大利俱乐部会所遭到损毁。这倒并不是因为俱乐部收纳了西班牙球员，而是因为俱乐部里许多最优秀的意裔巴西球员代表意大利出场而不是巴西。1938年，巴西人民实际上是通过收听广播来了解比赛情况，因为解说员在法国现场解说巴西队的赛况。这一次，巴西是南美洲唯一参加世界杯赛的球队，球队中毫无争议的两个明星球员都是黑人：有“黑钻石”之称的前锋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和中卫多明戈斯·达·古伊亚。在首轮对阵波兰的比赛中，巴西在上半场以3比1领先，但在90分钟战罢以4比4打成平手。在加时赛中，凭借莱昂尼达斯的“帽子戏法”，巴西才能在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中以6比5战胜对手。在第二轮比赛中，巴西向世人展示了他们拥有与体格强健的欧洲人一较高下的能力。在90分钟内与对手捷克踢成1比1平局，在这场充满粗暴身体对抗的比赛中，两名捷克球员因为骨折不得不被抬出场外，一名巴西球员也被罚出场外。重赛一场后，巴西赢得比赛胜利。接下来，在法国马赛举行的半决赛中遭遇上届世界杯冠军意大利，意大利球队的确实力强大，以2比1战胜巴西。但是，巴西经过重新排兵布阵后，在季军争夺战中击败了瑞典。
球队的每一次前进都通过电台实况广播，再由报刊广泛报道，几天之后，几卷珍贵的胶卷被空运回国，人们就能在大城市的影院屏幕上观看到比赛了。这是整个国家的胜利，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巴西一位权威社会学家和评论员吉尔贝托·弗雷雷对此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解释，这一解释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巴西足球的认知：
“我们的踢球风格似乎与欧洲的相反，这是由一系列特质决定的，例如，出其不意、技巧娴熟、头脑机灵、动作敏捷，另外，我还得说个人才华和临场发挥的能力，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混血儿的特性”……我们的传球……我们的技巧……都与舞蹈、卡泼卫勒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了巴西特色的足球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