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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在世界杯开赛后都视巴西为第二主队。
尽管1992年里约热内卢承办了重要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西在国际组织中做出的贡献寥寥可数。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若昂·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主席之前，FIFA是由欧洲人创立并在欧洲人的统治下近70年，但是FIFA现在已经成为巴西全球形象代言人。阿维兰热为世界杯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的显著提升以及国际足联在全球政治领域中文化资本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国际足联带来了巴西统治阶层的独特信条：专横的热忱、无情的庇护式政治，以及为了本集团利益而将公众与个人领域、组织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模糊化。阿维兰热卸任大约20年后，虽然国际足联中的事务决定权已不在他手中，也没有了他的风格，但FIFA却依旧按照他框定的模式运作。
在足球领域，巴西的霸主地位不光是靠品牌价值或广泛支持度，更是因为巴西足球已成为足球运动的黄金法则，即使没有体现在专业足球的日常训练中，至少在大众认知中是这样。自1938年巴西在世界杯上震惊欧洲开始，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把巴西足球描述为独特和超凡、兼具音乐和舞蹈性、实用足球和艺术足球的完美结合。尽管可能是老生常谈了，要知道球王贝利那句著名的“美丽的运动（O Jogo Bonito）”（2）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而很少有巴西俗语得此殊荣。休·麦吉尔温尼对1970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决赛的描述是在成千上万首单调的赞美巴西足球的诗歌中最出色的，彼时巴西足球已稳坐全球霸主的位置。他这样写道：
“其他球队的表现令人兴奋，令人尊敬。而巴西队在决赛上的表现让人如此愉悦，这种感觉自然而又深刻，如同亲身体验……巴西队向我们展示了足球运动之所以成为最优雅、最刺激的集体项目的原因。巴西人为他们的天赋而自豪，不难想象他们对这项运动及他们本身都想急切地表达些什么。如果你不爱一项运动，那你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们坐在阿兹特克球场的座椅上，兴奋得面红耳赤，感受到了某种致敬。”（3）
站在英国足球的立场上，赞美巴西足球的卓越不凡确实是一种褒义，但当现场球迷大声歌唱“就像在看巴西人踢球”时更像是在讽刺球员的踢球水平不行。在贝尔格莱德，无所畏惧的红星队把主场命名为马拉卡纳，是为了致敬里约热内卢的伟大球场。这些致敬的方式不是胡编乱造或者充满东方幻想主义。要知道世界杯每4年才举办一次，自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始到现在也就举办过20次，它不只是单纯的足球锦标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杯和奥运会一样都是罕有的、世界性的文化盛宴，受到全球瞩目。巴西是唯一一支参加了每一届世界杯的国家，曾夺得五次大力神杯和两次世界杯亚军。除了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大的赢家，巴西足球的踢法、巴西的胜利方式和失败都深深地融进了世界足球文化中，这是任何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重要的是，远在其他国家认为足球是巴西的国家名片之前，巴西就证明了这一点。
Ⅱ
不到40年的时间，由巴西20世纪中期的杰出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提出的、本前言开头处提到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米尔顿·纳西门托在其畅销单曲《这里是足球国度》中反复唱到了“在比赛中”。的确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足球成为巴西举国的仪式，是巴西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当巴西国家队踏上世界杯赛场，巴西国内超过90％的人在电视上收看直播，整个巴西空前一致和团结。这不单单具有象征性意义，足球产生的需求也带来实际可见的变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巴西不仅赢得了第三次世界杯冠军，最令人信服的大获全胜，更是首次搭建起连接南北半球的通信设施网络，以保证比赛的全球覆盖转播。这只是巴西用足球创造民族性的多种方式之一。
巴西国家民族的形成以及巴西国家和人民的存在感的成型，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者都必须克服资源贫乏带来的困难。巴西在1822年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宣布独立，直接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并未经历对南美西语国家来说塑造民族性所需的重大突破。一开始，为躲避拿破仑军队，葡萄牙人大规模从里斯本逃亡到里约热内卢。在定居差不多20年后，葡萄牙皇室统治着巴西这个葡语国家。当多姆·佩德罗一世不情愿地回到欧洲继承王位时，他任命儿子多姆·佩德罗二世为如今已经独立的巴西帝国的皇帝。所以巴西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什么奇怪的帝国试验品是从1889年正式开始的，当时的军队在一场短暂、无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中摧毁了帝制，首次宣告巴西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以国家的名义存在，但巴西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产物。巴西边界问题直到20世纪初才最终得以解决，而从地理上看，巴西并未在实质上对争端边界进行管辖。不管在宪法上享有何种特权，巴西联邦政府和总统既没有魄力，也没有足够能力来管辖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从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一直向南延伸500英里至厄瓜多尔边界、深入亚马逊盆地2000英里、沿着加勒比海岸一直向北的国家。造成的结果是各州及其地方政治精英拥有极强的自治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不管是从经济还是地理上看，巴西可被划分为四到五个区块。在南方，几乎全由欧洲人构成的一拨人控制着富有的牧场；东南方是最重要的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这一区域的咖啡种植经济令全世界瞩目。现在人们所知的中西部地区、内陆州马托格罗索和戈亚斯所在地，仍是巴西土著的避难地。虽然已经在该区域的地图上划定了一个未来的内陆首府，但这一地区不曾有欧洲人定居，也未被开发。大西洋沿岸东北地区是糖料种植园、奴隶制建筑的历史遗留物、地域辽阔、干旱的大牧场与庄园的结合，这片区域几百年来被世袭统治，目前仍在这些大家族的管辖之下。在北方，除了玛瑙斯、贝伦和创造了当地经济但寿命短暂的橡胶业，巴西并没有在辽阔的亚马逊雨林区域留下开发的痕迹。此外，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空运才逐渐普及，在此之前这些地区之间的连接和运输极不发达。沿海海运仍是连接南北部地区最便捷、最可靠的运输方式，公路运输不发达，20世纪初巴西的铁路还没有比利时的多。
20世纪下半叶，巴西逐步从乡村向城市化社会转变。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发展成了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农业经济在巴西仍然很重要，但集中于东南部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更迅速。人口迁徙，包括迁入和迁出，都加速了这些进程。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由此诞生了一大批丧失土地的非裔巴西农户，他们与东北部地区贫穷的白人和黑白混血人种一起向巴西沿海地带迁徙。与此同时，成百上千万的欧洲人，主要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德国人，跨越大西洋到巴西定居。这些变化带来了许多社会与文化变迁，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以及识字人群逐渐增长并向低社会阶层缓慢扩散。在选举体系中，识字与否对拥有投票资格至关重要，识字率的增长使选民人群扩大并且构成更复杂。
巴西脆弱的联邦政体和陈旧的军事体系以牺牲个体州的利益为代价，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此建立国家政府。但这让人不禁要问，这个不管是从地理还是社会因素上看都四分五裂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巴西独立后的一个世纪里，一小拨知识分子开始向欧洲寻找灵感。向葡萄牙学习文化理念是行不通的，葡国的文化和它的资本、劳动力一样匮乏。巴西高级知识分子转而向法国看齐。大量的巴黎美好年代时期的装饰建筑被照搬到里约热内卢。法国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广为流传。社会学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为密谋策动的底层军官提供知识层面的帮助，从而推动了巴西的共和国革命。归根结底，这是孔德“秩序与进步”的理念在巴西的一次实践；让人想起这样一个时期：人们相信欧洲科学可以用来诊断一个国家的顽疾，并且提供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除了类似荒谬的乐观积极主义，巴西还吸收了欧洲生物学理论方面的优生学和人种学理论。一方面为欧洲白人的优越性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些理论的巴西支持者开始担心欧洲巴西人的人口状况和种群健康度下降，他们提倡整个国家的“白人化”。这场运动之所以没有跨越南大西洋，是因为法兰西共和国更为彻底和民主的理念，因为公民权理论及其实践。这些成系统的文化理念本可以开创上流社会、白种欧洲人的巴西这样的观念（尽管一直受到巴西人口和种族现状的威胁），但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无法再实践下去。
对战争工业化的需求是推动形成民族国家体制和集体民族意识的最好催化剂，但巴西没有经历过这一切。尽管巴西军队一直忙于各种战争——19世纪与邻国巴拉圭打得不可开交，镇压东北地区独立的前奴隶群体，镇压暴动和地区叛乱，甚至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向意大利出兵代表盟军参战——但没有一个体现了民族气节、英雄式的胜利或者不屈不挠的集体主义精神。考虑到巴西低得惊人的识字率，指望通过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来推动形成民族性也是不可行的。
这么看来，卡洛斯·德拉蒙德显露无遗的尖刻其实掩盖了20世纪初巴西民族主义者的深刻问题。巴西在寻找自身的过程中处于这样一个随时都在变化的时刻，白人、教育和精英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巴西必须结合自身非洲裔人口的状况、复杂的种族问题、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