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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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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批示:“请转告核工业部的同志们,现在就要看他们的了。要像搞第一颗原子弹那样,埋头苦干,下决心干出样子来。”

秦山核电站。1991年并网发电,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10年累计发电168亿千瓦时。与燃煤相比,减少向大气排放硫氧化物14万吨,二氧化碳1800万吨。杭州湾依然秀美清新。中国成为世界第7个有能力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了。

大亚湾核电站同样辉煌。1993年并网发电,也是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它的建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能源缺乏的广东省一直靠北煤南运,省内水系落差小,不具备发电条件,就从核电上找出路。可他们缺电也缺钱,于是利用比邻港澳的优势,“借钱买鸡、借鸡生蛋、卖蛋还钱。”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透着商业运作的智慧。1983年,与香港合资,并与法国、英国签订了设备购置、技术服务和贷款协议。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中国的核反应堆专家彭士禄。彭湃是我父亲年轻时追随的革命偶像;彭士禄是我父亲欣赏的专家型领导干部。

两个项目,两条道路,两种办法,殊途同归。不管当时的争执如何激烈,矛盾如何复杂,也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这段小小的插曲,多少折射出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探索中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展现了那一代人特有的风采。

话虽如此,但我国核电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能源结构中核电所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仅有1%,远远低于美国21.9%、日本33.4%、法国77.4%。

20多年来,几乎很少有人对中国长期的能源需求有冷静、清晰的判断,自然对于核电的战略定位更是无从谈起。在80年代崇洋的风潮下,像我父亲这样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土包子们,是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他们的。

直到2003年,捉襟见肘的窘相终于露出来了。2005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扬,能源供应全面趋紧。这些因素使得核电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一再攀升。

1月7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了广东省大亚湾核电站。一周后,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透露,国家已经用“积极发展核电”代替了“十五”规划中的“适度发展核电”政策。

3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宣布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至此,传扬了两年的中国核电战略调整,终于在国家层面上获得确认。各界发展核电热情高涨。不仅在沿海缺乏能源的省市,内地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广西等省市,也向发改委提出建设核电的强烈要求。

温家宝总理出行法国之前,向《费加罗报》重申了中国的核电发展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届时全国总装机容量的4%。

我想,这大概是父亲最希望看到的了。

不久前,有一部关于秦山核电站的电视纪实片上映。秦山,从你并网发电算起,你应该是13岁了吧?如果你是个少年,你一定是虎虎生风;如果是个少女,正值豆蔻年华。在你还在母腹中时,我就曾关注过你,我的父亲,为了你的出生,甚至还曾付出过政治代价,开罪了一些政坛要人。我满怀期盼地等待着它的播出。这部片子记载了秦山人艰苦的创业,描绘出秦山美好的未来,铭记下许多为核电做出贡献的人物,但令我伤心的是,唯独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古记,东海有仙山。站在杭州湾旁的秦山山麓,遥望大海。随着岁月的流逝,今天,父亲他们这一代人,早已像这海面上的晨雾一样,消失在这茫茫的海天佛国之中了。

4 水头如箭破夔门

将近在一年前,中央和军委高层发生了一次变化。

1981年6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职,胡耀邦和邓小平分别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年7月10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尚昆为军委常委兼军委秘书长。

父亲忽然间从国务院领导层中消失了,这件事在党内高层引起了议论和疑惑。这如果仅仅是针对父亲个人,问题当然就简单得多了,但这恰恰涉及到国防工业领导体制的走向问题。

对这件事最着急的大概是杨尚昆了。就在父亲被免职的两天后,好像也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杨尚昆从北京打来电话,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电话打完,我们饭都吃完了,叫炊事员把饭菜再热热。我问父亲,有新情况?他点点头:“杨要我继续抓下去。”

还要继续干?

“他(杨)说他也是才知道。说这样大的事,事先连气都不通一下。他已经和小平同志说了,还是要我把这一摊继续抓下去,不能放。”

国务院搞机构改革,只知道是把主管各口子的副总理都改成国务委员,原以为不过是个名称变变,谁能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有人慢慢回过味来了。

我说,怎么抓啊?职务都没有了,以什么名义去抓?

“杨的意思是干脆过到军委这边来。具体怎么个搞法,他再协调一下。”

由杨尚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事在酝酿时,邓小平曾征询过父亲的意见。父亲对杨是太了解了,他们在中央苏区就很熟悉。他认为,杨离开军队时间是长了些,但他的协调能力还是很强的,出任军委秘书长,应该说是个合适的人选。

父亲说:“邓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个人决断上弱些,但他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我赞成他到军委来,我会支持他的工作的。”

杨来军委之前和我父亲也有过一次长谈。他说,小平同志要他到军队来,他是有顾虑的,自己离开军队太久了,军队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小平同志说,有什么好怕的?有事就问爱萍嘛!军队的事他还不熟悉?我和他打过招呼了,他会支持你的。

父亲还回忆起年轻时他们在中央苏区组建中央直属机关篮球队的美好时光。看得出,他很动情。他身居高位,但心地单纯,他看重的是同志之间真诚的友谊。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今天都取得了这样显赫的地位,彼此之间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推心置腹的谈话,是难能可贵的。

他说:“同志间在一起工作,不可能都那么一致。但有一条,只要能交心,再有分歧都不怕,怕是怕在不能交心了。”

他接着说:“我原来想就休息了,但人家既然这样说了,就先帮着管一下吧。管他什么名义,反正是共产党的事。等找到合适的人,我走就是了。”

历史又在重复,44年前,他应彭雪枫之邀来到魏凤楼那里搞统战,为彭雪枫部筹措粮草,不也是这样吗?盛情难却,何况还是多年的战友呢!

我们乘船沿长江自重庆返京。目的只有一个,看看三峡。

三峡第一峡穿越夔门,是三峡中最险的航道。江岸两侧壁立如削,高耸入云,恰似天造地设的大门。船从陡峭的岩壁间挤进去,脚下水流湍急,耳边山风呼啸,惊涛拍击,如山崩地裂一般。

俗话说:“走出夔门便是龙。”父亲指点两岸道:“1929年从这里出川,就再也没有回过头了。”

江水日夜奔流,人却已近暮年。他不自禁地念出一首诗来:

“山川壮丽欣重睹,旧梦依稀认血痕。万千险滩皆稳渡,水头如箭破夔门。”

是啊,面对大江东去的宏阔气象,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千山万水,天地间,个人显得如此的渺小。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名往,一个革命者,难道不应该持有更为达观的人生态度吗?

你念的是陈毅元帅的诗吧?我说道。

还在更早一些时候,他和王震商量,将所有涉及国防科研和生产的部门统辖起来,统一领导,结束相互扯皮、各自为战的局面。杨尚昆到军委后,支持这个方案,在半年前,以他和杨尚昆两人的名义提出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的建议。就在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后,1982年5月10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这是他力主了几十年的事,他决定利用最后的时间帮杨尚昆理清做完这件事。为了使大批顶级的大科学家和科技精英们在国防科技的最高决策中发挥作用,他动议组建与国防科工委平行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力主陈彬和张震寰分别执掌这两个委员会。他配齐了领导班子,还特别选择了三个有专业知识高学历的年轻干部,最年轻的伍绍祖34岁。然后,他正式向军委写出了退休报告。

在这之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都蹲在葫芦岛海军试验基地,亲自坐镇指挥潜艇水下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这件事对他太重要了。

潜地导弹对于实战的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能水下发射,关键它是由固体燃料作为推动力的。第一代导弹,都以液体燃料推动,体积大、加注时间长,存放在发射井里,在卫星侦察和精确制导武器发展的今天,很容易被敌人摧毁。而固体燃料导弹则具备了体积小、机动性强的特点,可以车载着和敌手玩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个隐蔽、机动的特点,注定了它在我们这样一个奉行后发制人战略的国家中特殊的地位。早在50年代中期,研制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工作就开始了;1967年,决定研制与核潜艇配套的固体潜地战略导弹;1977年,父亲第三次复出时,提出了“大打固体战”,把它与洲际导弹、地球同步卫星一起列为三项重点突破的内容。

这发潜地导弹,又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一代半”产品。固体导弹本属“二代”,因为最初研制的固体燃料推动力小,需要用潜艇将导弹拖到预定海底潜伏,然后发射,称为“半机动”,所以叫“一代半”。在这之后,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直接向我父亲建议,让海底蛟龙上陆是能够做到的,父亲认同了这个建议,也认同了提出这个大胆建议的人。不久,终于成功地进行了在区域性公路上用运输发射车发射固体地地导弹的飞行试验,中国的第二代导弹即固体导弹从此诞生。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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