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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诞生。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后来我国第一代载人航天飞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后生可畏啊！
父亲没有接到对他离休报告的批复，却接到了新的任命。
新一届的军委组成了。
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不再设常委。
这个任命是中央对我父亲的信任，同时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我国，国防工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它依据军方提出的要求，研制生产武器装备，但它本身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领导体制上，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国外习惯称它为“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工业界集团”。长期以来，一直由军方和国务院同时兼有职务的领导人担任主管，像贺老总、罗瑞卿、王震以及我的父亲。现在，国务院单方面做出了人事调整，免去了我父亲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就意味着打破了既成的军工管理体制。当然，不排除在新任命的国务委员中，重新拟定人选。在新产生的13个国务委员中，耿飚和余秋里和军方是有联系的。但耿飚刚从军委秘书长的位置上卸任，不可能再会接手相对局部的国防工业这一摊，何况他在军内已没有职务了。余秋里呢？当时正在考虑由他或是陈丕显来接任总政治部主任，军队高级干部中，似乎倾向余的要更多些，毕竟余在军队的时间要更长些。所以，余也可以排除。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变动，真的是要在军工体制上动刀子吗？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仅仅是一次纯人事的调整，只是他们不小心触动了体制。
但这足以引起军方的警觉。撤销国防口，由国务院单独执掌国防工业各部，军队需要什么，就订货嘛！后来的体制变更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军队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一支军队，当它离开了武器装备的支持，会是什么呢？难道真像赫鲁晓夫讥讽的那样：“民兵算什么？在核大战中，它只是堆肉！”
杨尚昆，他何尝不明白，武器装备可是军队战斗力的硬件啊！而这一摊，建制复杂，经费奇缺，加上“文革”十年的折腾，与世界先进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成为军队战斗力攀升最难逾越的障碍。
如果军队放弃对国防工业的领导权，听任别人安排自己的命运，那将会是什么状况呢？当然，谁都会说，你放心，我们保证军品优先。对这种空头支票，能信吗？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老九不能走！”张爱萍这个军方派出的死硬派人物，留在国务院，继续执掌国防工业大军，应该说是最合适的。
上述这些分析，是从体制的角度看待个人存在的意义。我想，凭父亲的思想方法，他是不会想到的。他很简单，是个直线思维的人。一定要我干，我就干出个样子；不要我干了，我就休息，颐养天年。
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说，给我们这个会起个名字吧。按过去叫军委办公会议，不是太确切了。小平同志说，老帅们都还在，你们这几个就叫秘书长、副秘书长吧。过去也叫过军委常委会，但军委这次取消了常委，这个名字也不好叫了。父亲说，可以仿照国务院，叫军委常务会议。杨说，好，就这么定。
父亲仍然是负责全军的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领域。另加了外事。
杨最后说，既然中央把军队交给了我们5个人了，谁都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一起再干5年，到1987年，我们5人共进退。这就是被广为流传的五人共进退的约定。
父亲回忆时说：“日常工作是我们五个人研究，几个元帅不来，但他们的秘书都列席，便于及时沟通。会后一般是杨去邓那里汇报，遇到重要的专项问题，讲不清楚的，分管的同志也一起去。”
1982年11月19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提议，任命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他又回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军队的职务是军委常务会议成员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对国防工业的主导作用。时隔他被免职的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正好半年。
但这一届军委，迎来的却是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冬天。
长期的临战体制，使我军兵员和武器装备在数量居世界前列。因为投入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订货体制的逐渐市场化，军品成本大幅上涨，装备采购数量不得不减少，即使研制出新型的武器也无法装备部队。空军主战机型落后，海军作战舰艇滞留在中小型上，现代战场中许多重要领域的装备，如武装直升机，空中加油机，战略预警系统，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等，都处于空白。对未来军事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仍是薄弱环节，严重地拖了各型号武器的后腿。就连相对占优势的步兵常规武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从60年代的旗鼓相当、略占优势，到现在已呈现出落伍状态。更为让人挠头的是，原有的武器装备相继进入了更新期，补不抵退。由于大量旧装备超期服役，维修费用急剧上涨不说，老化失修，事故频出日趋严重。工程建设经费的保障不足，使军用机场、码头失修；征地赔偿费的增加，使部队实装实弹的训练减少；油料、备件的短缺，使飞行、舰艇、装甲部队难以行动……
与此相反，国际军事领域的发展却呈突破态势。美苏正在加速对武装力量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快更新速度，增强高科技的投入，完善快速反应体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中东、马岛作战，空地一体的现代战争的理念已初见端倪。难道以马队、长矛对付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历史还要重演吗？
父亲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再困难的局面我们不是都走过来了吗？”
1982年父亲向中央提出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16字方针。
其实，有两个16字方针。
第一个16字方针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
这一条知道的人不多，限于国防科工委机关和总参装备部等领率部门。
第二个16字方针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父亲的原话是“以军为主”，上报中央后，邓小平改为“军品优先”。这四个字的改动是耐人寻味的，它最终导致了军工产业后来的走向。
如果说，第一个方针是目标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针就是手段、是保障；或者说，一是压缩调整；二是广开财路，一句话：开源节流。
父亲去世后，曾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过去我们自诩不做军火商，现在看来不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则开展军品贸易是不行了。为了开创军事科技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张爱萍同志让我负责外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军品贸易；一是突破苏美对我国的军事技术封锁。”爱萍同志向我强调三条：“出售武器，是为了增强发展中国家自卫能力的，绝不要掺和到有武装冲突的国家中去；在军品贸易中一定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给国家造成损失。”（注：伍绍祖《忆我的工作老师——张爱萍》）
当年，这个清华核物理系的研究生出身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年轻气盛。他骄傲地说：是我们国防工业“率先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二、三、四、五、六、七、八机部，分别成立了公司。中国新时代公司、中国燕山公司、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父亲规定，国防工业口的公司，必须统一领导，军品贸易的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军工，统一安排，不得留成。这几个中国字头的公司一挂牌，立即引起了世界金融和贸易领域的震动。很快就与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和民间厂商进行了军品贸易。
国防科工委又出新招，在北京举办了国际防务技术展览。中国馆展出武器装备实物300多种。
父亲说，光产品不行，技术也是资源。于是在深圳首次举办了以军转民技术为内容和以外商为主要用户的“中国深圳技术交易会”，为军用技术走向国际市场迈开了第一步。两年后，卫星搭载、为国外发射卫星和武器装备改装成为世界的亮点。
开始，国防工业各部还仅仅是搞些小产品，照相机、自行车、缝纫机、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最突出的是轻骑摩托车，年产量占了全国的80％。父亲说，不错，但属小打小闹！
于是第二波出台了。核工业系统的微型反应堆、核医学仪器设备；航天部的卫星通信、卫星遥感、机器人；兵器部的矿山采掘、石油钻探、大型载重汽车……
军工部门为轻工、纺织、食品、医疗等系统提供技术设备12万套。民品出口贸易额达到全国机电出口的10％。
父亲说，还要广开思路。
国防工业部门开始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和重大设备的研制和技术攻关。电子对撞机超真空室、主漂移室的工程都见到了航空、航天的影子。
中国的民用飞机也出台了。运5、运11、运12、运7、运8，直5、直9，还有蜜蜂、蜻蜓超轻型农用机。
国防工业在汽车领域也挤了进去。微型车占了全国的一半。摩托车占了60％，铁路敞车已达5000辆。
“六五”期间，国防工业系统一跃成为国家创汇的大鳄。赵紫阳说，真没想到，国防工业几个部居然排居第三，仅次于能源和旅游。这也不奇怪，当时选入中央领导核心的许多领导人不少来自下面或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