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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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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茅盾当时也只是个30出头的青年知识分子。
 
小说《幻灭》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着重描写女主人公章静的一段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即双重幻灭——为了追求恋爱自由、爱情幸福、妇女解放的所谓个人的完善和报效民族、国家的双重理想所做出的努力,及这种理想的无法实现,这种努力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无情吞噬,展示出一段人生之旅和人生之梦。静女士从某小镇到上海念书,因在初恋时遭军阀暗探抱素欺骗,感到幻灭;后来大革命兴起,到武汉投奔革命。但是,实际斗争使她厌倦,誓师北伐典礼又给了她勇气。不久大革命失败,静女士又感到失望、幻灭。
而静女士的朋友慧女士则是一个见过世面、看透人生又到法国念过书的女性,因而在静女士纯洁的感情被青年学生抱素(一个暗探)玩弄后,形成了一个貌似三角恋爱的关系,最后,静女士在武汉当看护,认识了连长强惟力,后来强惟力奉命归队,静女士又陷入幻灭之中。
 
茅盾那如火如荼的创作激情,大胆地批判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揭露大革命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讴歌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又把发生不到一个月的南昌起义写进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幻灭》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十分成功,极为真实地写出了那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内心世界。
小说语言绚丽、犀利、清新。
 
《幻灭》写到一半,茅盾从稿纸堆里抬起头来,发现酷暑已经消去,书中人物的各种纠葛和矛盾却依然没有理清,随手便在书名“幻灭”下面署了个“矛盾”的笔名,准备让隔壁的小说家叶圣陶看一下。为什么茅盾当时取了个“矛盾”的笔名,作者后来有过一段解释: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茅盾的这段解释基本上是真实的。茅盾当时让妻子将部分稿子送给叶圣陶看,第二天,叶圣陶就到茅盾家里来,兴奋地对茅盾说:“写得好,写得好,昨天夜里,我一口气读完你让德沚嫂送来的稿件。我准备登在这个月的《小说月报》上,马上就发稿。”
 
茅盾听后,吃惊道:“我还没有写完呢,送给你的,也只有一半。”
 
“没有关系,九月登一半,十月登一半。”叶圣陶也信心十足地说。
 
茅盾觉得这样也好,也可及早给家里补贴些油米钱,便说:“这倒也是个办法。”
 
“只是沈先生用的那个笔名,恐怕再改动一下,用‘矛盾’二字作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而且内容又是写这场大革命的,万一国民党方面来查问,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想了一下,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这样,姓茅的人很多,人家就不会引起注意,而且口音上依然是‘矛盾’,不失沈先生本意,不知您以为如何?”
 
茅盾一听,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
 
岂料,“茅盾”这个笔名一经起用,竟成了茅盾一生中和本名齐驾并驱的一个笔名,也是最为辉煌的一个名字!
 
《幻灭》在《小说月报》九、十月号上发表以后,书中清新绚丽的语言,热辣辣的题材和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立刻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不少人写信给《小说月报》,追问“茅盾”是谁?茅盾故乡邻镇的著名诗人徐志摩看了茅盾的《幻灭》以后,写信给叶圣陶,打听“茅盾”是谁。叶圣陶回信说:
 
“作者不愿意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决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徐志摩知道叶圣陶不肯告诉,但凭自己聪慧与敏感,一定是参加过大革命的沈雁冰。所以,后来在一次看戏时,他对同乡、茅盾的朋友宋云彬说:“绍钧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
 
宋云彬一听,颔首大笑。
 
当茅盾交出《幻灭》后正打算写第二部时,不料叶圣陶来对茅盾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来了,你最好写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文章,算是我们对鲁迅的欢迎。经过叶圣陶的劝说,茅盾同意了。但过了几天,叶圣陶来取稿时,却不是评议鲁迅的,而是一篇《王鲁彦论》,在叶的催促下,茅盾再写了《鲁迅论》,两篇作家论,是茅盾回到文学界后的新奉献,而叶圣陶仍坚持先发《鲁迅论》,在11月的《小说月报》发表了,署名方璧。
 
茅盾知道鲁迅10月3日到上海了,8日住在茅盾近邻,但一直不敢轻易出门去看他。10日那夭晚上,鲁迅由周建人陪同访问茅盾,茅盾十分歉然地说:“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然知道你已来上海,且同住隔壁,却未能来拜望,很过意不去。”
鲁迅却摆摆手,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茅盾和鲁迅各自说了武汉和广州的情况,周建人也讲了上海的事情,三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末了,鲁迅说:“看来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了,但我们的有些人却仍在唱革命不断高涨的论调,这就令人费解了。”
 
茅盾一听,接着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茅盾问鲁迅今后的打算,鲁迅表示来上海住下去,不打算再教书了。茅盾苍白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临别鲁迅握住茅盾的手,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说“多保重。”
 
送走鲁迅,写完两篇作家论文章后,茅盾又着手写第二部小说:《动摇》。
 
《动摇》是茅盾经过冷静思考,比较有计划地来写的,杂取茅盾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所见所闻,基本素材,取之于发生在湖北钟祥县的大革命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小说借此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以一个县城的变化来以小见大。
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国民党左派人物方罗兰和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
 
方罗兰这个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在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上和对待爱情问题都异常动摇、软弱。因而其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
 
而土豪劣绅代表胡国光,混进革命队伍后,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他们用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革命,破坏共产党的声誉,血腥镇压革命。在《动摇》中,茅盾第一次塑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李克。但在这部小说中,茅盾从史实出发,没有浓墨重彩去描写,因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李克也无回天力,责任只在方罗兰们。
 
回忆有时是美好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尤其是自己孜孜以求过的事业惨遭损失的回忆,更是令人扼腕!茅盾在写作《动摇》时,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说自己创作心境:“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所以,茅盾写作《动摇》是非常痛苦的事。
 
这自然是不以茅盾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1927年底,茅盾的《动摇》方始改定。望着这一大握和着血和泪的稿纸,茅盾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妻子孔德沚和母亲她们已经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茅盾有意观察一下当时文坛的反映,发现有部分评论《幻灭》的文章,对《幻灭》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茅盾觉得这个批评就作品而言,也许是对的,但从作者个人主观上而言,这种反映并非本意,大革命的失败使自己悲痛消沉,同时又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又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完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变,相信革命还会起来。总归要胜利。这一点,茅盾是坚信的。因此,茅盾转而写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一个中篇。借以调整自己那陷于悲观状况的思绪。
同时,他为了对这些批评辩解,也是为了表白自己的这种信念,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形式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这个短篇小说是茅盾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小说写的是君实和娴娴夫妇的故事。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而娴娴是个“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给丈夫一句话: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赶上来吧。其实,这篇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生动性也很缺乏,但构思非常经济,寓意也深邃,作者借小说暗示自己的一个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自然,茅盾这篇小说,也不可能给革命者指一条路,不可能写出娴娴上山之类的途径来暗示革命,只是表明作者的信念,来回答那些对《幻灭》责难的评论家们。后来《幻灭》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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