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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前就印好的“方保宗”名片递给他，那个日本人拿着名片看了一下，笑了笑，放进西装袋里，然后用英语问茅盾，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住哪儿，去哪些地方游玩。茅盾因为秦德君在身边，只是爱理不理地应付日本人的询问。
车到东京，陈望道的女友吴庶五已在车站迎接。秦德君住进吴庶五已经准备好的白山御佃街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则住进附近的“本乡馆”。不料，刚刚住进本乡馆；车上见到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出现在茅盾面前，像老熟人一样，用英语问茅盾，到这里，要不要帮忙？茅盾正要回答，忽见门口进来一个穿和服的熟悉的身影，并用中国话招呼茅盾，茅盾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年多不见的武汉时期的《中央日报》总编辑陈启修！陈启修见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似乎明白了什么，便用日语向那个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个日本人笑笑，并向茅盾说了一句“打扰了，”便走了。
茅盾见是陈启修打发了日本人，十分惊奇，便问道：“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陈启修笑笑：“他是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
“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茅盾觉得刚刚踏上日本土地，就被盯上了，不可思议。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部门怎么会找不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茅盾一听，舒了一口气。又问道：“你怎么认识他？”陈启修把自己刚来日本时的情形说了一遍。茅盾心想，原来如此。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原本想学习日文由于生计问题他只有写作。
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的人物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尤其是那秦女士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素材。去日本写的第一个小说是《自杀》，时间是7月8日。
由于和陈启修住在一个旅馆里，二人一起谈天，一起外出，陈启修便成了茅盾的翻译。有一次，二人去逛地摊，茅盾买了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书，使茅盾的孤独有了一丝慰藉——可以借此消磨岛国的寂寞！寄出《自杀》以后，茅盾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前段时间文坛上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来个答辩，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自己创作思想情绪，和对文艺的看法。
认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其次是读者对象问题，即阅读革命文艺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艺技巧问题。茅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牯岭到东京》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刻引来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称茅盾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他们也不知道此时的茅盾，已是亡命日本。
冬天来了，岛国的冬夜是何等的漫长，冬天的雾更令人愁肠百结，茅盾写了不少从秦女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小说，也从地摊上抱回一些神话书籍，关上门研究，晚上请陈启修给教日文，没有多少时间，背了50音图，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在本乡馆住了5个月，“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在这样的心情氛围里，茅盾和23岁的秦德君同居了。这时，在京都的老同事杨贤江来信，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说那里生活比较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附近有余屋可以出租。杨贤江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于上年底带着新夫人和儿子到京都，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以研究教育，著述为主。杨贤江十分同情茅盾和秦德君的处境，因此，热情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茅盾收到杨贤江的信，便和秦德君商量，二人都认为还是去京都好，或许那里可以静心创作，或许那里能圆秦德君的苏联梦。
1928年12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告别陈启修，双双坐火车去京都，在火车上，半年前的那个特高科便衣又来和茅盾攀谈。实际上是把茅盾移交给京都的特高科监视了。
到了京都，茅盾他们才知道，在京都避难的，除了杨贤江夫妇外，还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周宪文夫妇，四川学生漆湘衡夫妇等。茅盾和秦女士住四号门牌的那套平房。隔壁三号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有一段时间三号四号合在一起开伙食，高尔柏夫人唐润英买菜，秦德君掌勺下锅。
对这个居所，秦德君和茅盾都有回忆。秦女士的回忆说：
“我和茅盾住的第四号门牌，建筑质量的低劣，看起来风吹得倒，东窗都是纸糊的，尽可夜不闭户，即使闭也无济于事。进门走道，是厨房，有煤气设备，最后是厕所；靠近厕所的是一间光线不太充足又潮湿的六铺草席的一间房，没有什么用场，只有空着，作为去厕所的过道。中间三铺草席的通道一小间，夜来我们把蚊帐挂在中间过道小房间的四个屋角的铁钉上，……
外面一间六铺草席的阳光好一些，屋檐下是过往行人的街道，道旁是樱花园地，每逢樱花盛开时节，抬头就看见日本国花。“茅盾对这个地方也有回忆：
“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面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大小；当时我与高氏兄弟为邻，各住一间，另两间空着。房东就住在附近，亦不过一箭之遥，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光，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
小池子边有一排樱树。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
由于秦德君在身边照料，茅盾那苍白的脸色也红润起来，精力也十分充沛，因此，在日本期间，茅盾的小说、散文创作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浪漫的丰收季节。其中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而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部分是精品，在各自的体裁中，都是有较高的品位。
茅盾在日本的散文，我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抒情的，如《雾》、《叩门》、《卖豆腐的哨子》、《虹》等，反映了茅盾在特定环境里的特定心情，抒情性很强。
作品中暗示、象征色彩比较浓烈，文字比较曲折隐晦，但这些散文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极高。
“——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论。蓦地一切都寂灭，依然是那答，答，答的水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叩门》）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对革命形势的怅惘、惶惑和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坛的”争讼“的厌烦，种种矛盾心理交织地反映在字里行间。”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这样的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作‘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的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卖豆腐的哨子》）茅盾的这种情绪，似乎有一种欲掩还露的窘态。在文字中片段流露的，是旅日的飘零感和对风起云涌大革命的怀念和痛惜情绪，茅盾这里是用否定来表达自己的肯定，卖豆腐的哨子声，太撩得令人怅惘！“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我猛然推开帐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孤独的散文家似乎对周围事物特别敏感，连捉摸不到的自然现象，也可寄寓自己的情感。日本，是个多雾的国度，海洋性气候带来诗一样的雾，也带来白茫茫的愁雾。各人的心境不同，眼中雾也不同，“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
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起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雾》）作者借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从火热生活中冷寂下来的孤独，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苦闷，这又是和茅盾的生活经历有关的。——惨云愁雾，历来是文人们比喻的一种心绪，在茅盾心绪里，雾是可诅咒的，同样，在一篇题为《虹》的散文里，茅盾把向来作为美的象征的虹，也一改常规，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
另一类散文是游记见闻，是茅盾作为旅日华人，在日本时所见所闻，主要有《速写一》、《速写二》、《红叶》、《邻一》、《邻二》、《樱花》、《风化》、《自杀》等。这类散文同样具有较高审美认识价值。《红叶》记叙了作者在秋色里去山上看枫叶，但茅盾没有写枫叶如何，却写了人，写了场景，也表达了“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的思想底蕴。而《速写一》、《速写二》作者写在日本进浴室洗澡时的见闻，写得精密，写得细腻，比如在写水龙头时，“这是个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