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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一》、《邻二》则写出寓所邻居的孤愁美貌的少妇和活泼可爱的日本小孩,散文写得幽怨缠绵,情意缱绻。《风化》是茅盾就在日本所闻而写的一篇散文,议论日本警察的腐败,讽喻日本军警制度。
当时日本报载一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的一桩丑闻,说那个警察半夜里抓住一对并头而睡的男女,在带往警察署的途中,那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放走男的,让女的跟他走,半途强奸了那女侍者。报上一登载,舆论大哗。茅盾也就此写下了这篇散文,揭露了日本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另一篇《自杀》同样也是茅盾根据报载材料写成的一篇暴露日本社会黑暗的散文。
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日本期间共创作了《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色盲》、《昙》、《泥泞》、《陀螺》等7篇短篇小说。这些长短不一的短篇小说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都用现代女性作主人翁(个别除外),大都偏重于情感世界的展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观照,茅盾在日本期间的短篇小说,虽然是《蚀》三部曲底蕴的延长,但无论题材和描写方法都和《蚀》相似而和《虹》不一。
这样说,并不否认茅盾在日本前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作为茅盾思想转折点的作用——因为创作方法上的转换,似乎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即使在思想苦闷期过后,还在有意无意地起作用,制约、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如《自杀》这篇小说,是茅盾去日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自杀》里的环小姐,是一个表面为新潮女性,而本质上是一个受封建伦理思想毒害较深的青年女性,她和一个愿为大多数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相爱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那个男子革命去了。环小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苦闷、惶惑,羞愧、孤独一古脑儿地从心头涌起,不能自拔,最后以自缢来解脱。这个环小姐没有能从革命高潮跌落后振作起来,而在跌落后失望到绝望。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女性,从大革命高潮中热烈的爱恋到大革命失败后心理负重,都得到真实的表现。茅盾笔下的这位环女士,在《蚀》中就有踪影,但一般而言,《蚀》中的这类女性,作者是用客观笔调来写的,而《自杀》中,却带有某种批判意味、警世意味。茅盾在谈到《自杀》创作动机时说:“我觉得‘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像娴娴那样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属于多数。
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在这一念之下,我就盘腿坐在铺席上写了短篇小说《自杀》。“
和环小姐不同,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塑造了另一类型的女性——琼华。琼华出生于破落望族,但她没有“时代女性”那样追求“性解放”,放浪形骸,追花逐蝶,在大革命后自甘堕落下去。她不卑不亢的个性,使她在小镇上成为中心,傲视那些卑琐的“小人”,后来,家庭发生变故,父亲酒后失火,葬身火海。从此,家庭一落千丈,来琼华家的人,只有一个郎中,后来连郎中都少来了。后来,琼华生病,奄奄一息中,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真的爱情。最后见到心底里藏着的恋人张彦英,才“软倒在母亲的怀里了”。
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根源在社会,杨琼华因同情同学张彦英的身世,为社会所不容,受到流言的攻讦。张彦英被逼出走故乡后,杨琼华受到一批卑琐的人捧颂,而家庭变故后,琼华又被社会遗弃。但好强的琼华不甘心就此败落,决意报复。社会又不允许、世态炎凉,给琼华一副清醒剂,但毕竟迟了,待爱恋的张彦英赶到时,她已是弥留之际了。从人物形象来说,杨琼华和《自杀》中环小姐都是在五四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女性。但性格不同,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这种社会题材对初到日本后的茅盾来说。确实是驾轻就熟,《蚀》中未表现的女性形象,带到日本表现,但没有日本风味,而全是中国气派。《色盲》是茅盾1929年3月初作毕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男主人公林白霜和李惠芳、赵筠秋两个女性的恋爱心理过程。林白霜是经过大革命经历后失去方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政治色盲者”,而李、赵两位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因而这篇小说是茅盾借恋爱外衣来揭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迷惘意识的一个侧面。小说中大量真实的、准确的意识流从茅盾笔下汩汩而来,显得十分真实。小说的象征手法,中国革命最壮丽的一幕落幕后的心态,曲致出来,散出无尽的韵味。《诗与散文》这篇小说的主人翁也同样是女性,但她身处逆境却性格刚烈,无所顾忌。故事虽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是表现同时代女性的一种类型: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一种心理扭曲的典型代表。
《昙》中的强女士却又是另一种典型。她虽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但她依然是过去那种优柔寡断性格,她不敢爱所爱。当父亲把她当筹码嫁给新贵作姨太太时,她只有逃避。总之,茅盾在日本时,精雕细镂,营造了一座丰富的艺术长廊,创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一。但似乎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激动过,参加过,面对大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她或沉沦,或奋斗,或追求,或放浪形骸,从而构成了不同性格的女性系列形象。
茅盾在日本时,除写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外(《陀螺》也如此),还写了一篇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泥泞》,这篇小说没有像《自杀》、《诗与散文》那样,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飘逸,芬秀的书卷气,而满篇都是泥土气,正像题目所揭示的,弥满了一种湘鄂农村的泥土气。作品描写了一个村子里农民运动兴起时人们从怀疑到参与,以及农民运动失败后农运骨干被杀的事实。作品是大革命时期湘鄂农村革命的一个缩影。它把大革命从兴起、高潮、失败的过程,浓缩在几千字的短篇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革命在农民意识没有觉醒,对中国革命没有认识的情况下,难免不失败,因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同时又揭示了:革命队伍本身的不纯和单纯,又是造成农民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因而,茅盾这个可以作为《蚀》背景看的短篇小说,基调灰暗,充满恐怖、怀疑、血腥。这种情况,在日本写的作品中是不多冗的。
尽管这些散文、短篇小说,不减写《蚀》三部曲时的风采,但在日本时创作影响最大,也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长篇小说《虹》。
《虹》的故事主人梅行素原型,是秦德君的女友胡兰畦,在与秦德君的共同生活中,听秦德君多次讲述这位女友的坎坷经历和个性后,逐渐了解了胡兰畦的生平,了解了胡兰畦的经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在茅盾脑海中形成。
胡兰畦是1901年生于成都的一个反清世家,母亲粗通文墨,因而她从私塾到新式女校,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时,母亲病重,便把女儿许配给常常关照胡家的一个小商人杨固元,但杨是个没有文化、粗鲁、品行不端的人。
五四以后,胡受新思潮影响,追求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爱上表兄魏宣猷。
1920年农历10月,魏鼓动胡兰畦一起去重庆,当时为了能出走,胡牺牲自己,与杨固元成婚。婚后不久,胡说服丈夫,去重庆巴县教书,实际上是去寻表兄。
不料,魏在重庆病重,正在往成都赶,而胡则往重庆赶,结果胡兰畦的轿子与魏宣猷的轿子在中途擦肩而过,致使胡兰畦与心中相爱的表兄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后来胡知道实情后,决心脱离家庭,先后在巴县女校、川南师范附小作教员,后来又曾在杨森家里作家庭教师。不久,脱离杨森,出川到达上海,结识了陈望道、吴庶五、孔德沚、张人权、恽代英等革命者,后又到广州、武汉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胡兰畦其人,茅盾认识,但她的经历,却是听了秦德君的叙说之后,才了解的。
于是,茅盾从1929年4月到7月间,用心写了《虹》这个长篇小说。
由于有生活原型,包括听过陈启修对三峡之险的描绘,所以《虹》无论从人物、风光上都较胜《蚀》三部曲;在茅盾长篇小说中,是成功的作品。尤其是前七章,梅小姐的性格、环境都写得神彩飞扬,楚楚动人,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猖介的性格发展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的一个革命者形象。同时,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也倾注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而更真实。至于题目《虹》,茅盾认为“‘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照出冥国,重到世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