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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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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年年底就倒闭了廿多家铺子。”诉说时,个个都哭丧着脸。茅盾在故乡的半个月时间中,所见所闻所感是一幅30年代悲剧画面,从这幅画面中,茅盾深深感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了,人情世态发生了变化,农村状况、小镇经济状况也同样发生变化,而且这变化是惊人的。茅盾安顿好母亲,只身回到上海。隔了两天,《申报月刊》的主编俞颂华来向茅盾约稿,并告诉茅盾,这稿子要在创刊号上发表。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此时,回乡半个月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幼时在乌镇生活时的商店情景,像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出现,忽然发现在这些见到的故乡商人形象中,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又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形象。
 
于是,茅盾构思好后,于6月18日写完这个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姓林的小店老板,小本生意,因为不堪新军阀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逼迫破产出走,这又给小债户一击,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小说写好后,茅盾题上《倒闭》二字,作为小说题目,交给俞颂华。
 
俞颂华连夜拿回去审读,发现这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但一看题目叫《倒闭》,便皱起眉头,觉得在创刊号上,恐怕老板会不开心,于是,便跑去茅盾家里,和茅盾商量,是否题目改一下,并建议用小说故事里主人翁的店铺,并虚化一下,叫“林家铺子”。茅盾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同意了。
 
《林家铺子》刚刚在《申报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乌镇拍来电报,谓茅盾祖母高氏去世了。于是,茅盾冒着8月的酷暑,举家返乡奔丧。
 
因祖母已80高龄,子、孙都长大了,手头也不拮据,所以丧事办得十分有排场。在3天的丧礼日子里,亲朋故旧,来吊丧者络绎不绝,茅盾又碰到春天见到过的丫姑老爷。那个丫姑老爷也是来吊唁的,沈太夫人生前待他们不薄,所以他即使家里再穷,也要来吊唁。
 
茅盾问起他养蚕的情况、问起他还债的情况,这位丫姑老爷连连摇头,说“没有听少爷的话,养蚕丰收了,但却亏了本,不仅老债没有在春蚕里还掉,还添了新债。”言下之意,不堪回首。丫姑老爷还向茅盾讲述了养蚕丰收后,如何更加辛苦地去无锡等地卖茧,最后有的人得了病,雪上加霜等。
 
茅盾听完丫姑老爷的叙说,唏嘘不已。他又忽然发现,农村也因一二八战争的影响,经济崩溃,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困惑。
 
回到上海后,茅盾写完短篇小说《右第二章》以后,十月开始短篇小说《春蚕》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茅盾调动积储在脑海里的儿时信息,小时他随祖母养蚕,知道了不少养蚕的艰辛,今年的几次回乡所见所闻,又如烂断电影,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因此,《春蚕》写得非常顺利,到11月1日,已经杀青。
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江浙蚕乡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叫老通宝的蚕农,辛辛苦苦地养春蚕,并取得了丰收。虽蚕茧丰收了,茧厂却关门,原因是茧子受日本白厂丝的倾销,不值钱了。因此,老通宝一家劳顿一场不算,还因买叶借了债,蚕茧丰收了,生活却更艰苦了。老通宝气得一病不起。小说的结构灵巧又绵密,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
 
《春蚕》脱稿以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冥屋》、《秋的公园》、《光明到来的时候》等散文。
 
《春蚕》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后,立刻引起广泛的赞扬,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惨酷景象,尽量暴露无余。”由于《春蚕》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夏衍化名蔡权声把《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这是茅盾的作品第一次上银幕。
 
由于《春蚕》这个短篇小说的出现和启发,继《春蚕》后,这类丰收成灾的题材,也在新文学阵地上发展起来;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一时间十分热闹。
 
见《春蚕》叫好,《申报月刊》俞颂华又来找茅盾,要茅盾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答应了,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一些报纸上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故事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后来又写了《残冬》,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们自发斗争已经爆发,显然,《秋收》、《残冬》的创作,有受《水浒》的影响,农民斗争有逼上梁山的感觉,但这在杭嘉湖蚕乡来说,倒是十分真实可信了。
 
茅盾为营造这乡镇风景线,短篇、散文、速写诸文体方面,一齐努力,使这道真实的乡镇风景线,更加绚丽、更加可爱。1933年,他的小说《当铺前》,以乌镇所见的真实情景为背景,记叙了这人间惨剧的一幕;他的《老乡绅》、《速写》、《香市》、《乡村杂景》、《陌生人》、《谈迷信之类》,都是1933年茅盾的乡镇风景线上多彩的一笔!次年,即1934年,江浙遭受百年未遇的旱灾。乌镇四乡出现河流干涸的灾情,民谣有“民国廿三年,河港朝天”的说法,茅盾回乡,也目睹这些旱象和灾情,于是,茅盾又写了纪实性小说和散文《赛会》、《大旱》、《戽水》、《桑树》、《人造丝》、《疯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30年代初,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的状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也揭示了政府的腐败及农民那种固执愚昧落后的一面。 

 








 
 
第十四章文化风暴:多事岁月 
 
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
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
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
 
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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