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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觉得到这个时候李后主还“垂泪对宫娥”，真是亡国之君，实在太过贪好女色，亡国的时候还惦记着宫娥，如果他说“垂泪对祖先”好像还可以被原谅。王国维却认为他作为诗人的真性情就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他觉得要走了，最难过的就是要与这些一同长大的女孩子们告别。所谓的忠、所谓的孝，对他来讲非常空洞，他没有感觉。这里颠覆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绝对是真性情。李后主没有感知到家国，他就是感知到宫娥，因为他是跟这些女孩子一起长大的，没有其他机会去感知到底家国是什么。家国对他来讲，只是供他挥霍的富贵。“凤阁龙楼连霄汉”或者“玉树琼枝作烟萝”，对他来讲，这就是家国。至于“三千里地山河”，他哪里去过？疆域对他来讲，有一点像卡尔维诺写的《看不见的城市》，他从来没有真正看过，他一直在宫廷里，连南京城都没有出过，一个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第三代帝王，“垂泪对宫娥”就是他应该要讲的一句话。
王国维对李后主的评论，有非常动人的部分。文学的创作，艺术的创作，最重要一点就是是否真实。如果存在作伪，就是有问题。可是当文化传统要求文以载道时，我们不得不作伪，不能不载道。李后主写的“垂泪对宫娥”，如果以现代视角来看，刚好颠覆了人的伪善部分，所以王国维认为他从此以后背负了释迦牟尼与基督的原罪。他到北方之后，觉得身上背负亡国之君的原罪，后来的宋徽宗也是如此。他们完成了文化上的角色，却输了政治上的角逐。
政治上的失败者，文化上的贡献者
在政治历史上，李后主、宋徽宗都是亡国之君，是受诟病与批判的，可是在文化上，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朝的词，没有宋徽宗就没有南宋和元以后绘画上这么高的成就。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惊人的。
宋徽宗留下一个传统，作为一个执政者，如果没有文化方面的收藏，是不配作为执政者的。后来的人接受了这种理念，因为他代表了正统。正统并不是政治，不是政权，而是一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批文物一直被保存下来，在任何战争当中，执政者最先要带走的就是这些文物。没有宋徽宗，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观念。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李后主和宋徽宗这样的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的美术史上，他们两人是被批判的，政治上的评判被带到了美术史的评价上。如果写政治史，宋徽宗被批判是正常的，可是写美术史批判宋徽宗如何立论？宋徽宗的个人创作丰富到了惊人的地步，他的收藏、他编纂的画谱的影响力都极大。这说明政治史一直都在干扰着文化史，我们还没有独立的文化观。我想这是我们在美术史、文化史上，将来一定要纠正过来的一个大问题。一篇文学作品被选入国文课本，常常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这种状况里，一代一代人会被牺牲掉，无法看到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我们可以知道文天祥的《正气歌》、方苞的《左忠毅公轶事》、林觉民的《与妻书》为什么被选进课本？不见得因为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觉得当李后主写出“垂泪对宫娥”的时候，颠覆性有多么大，他等于是打了已经习惯于伪善的文学传统一个耳光。他就是不要挥泪对家国，而是挥泪对宫娥，这是他的私情。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令人羞怯和难以启齿的部分，只有天真烂漫的李后主，才如此坦然地写出来。我一直很感动于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给予李后主新的定位，不然在整个文化传统中，我们甚至都会怀疑，到底应该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王国维说没有李后主，就没有宋词的成就。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给予文学形式一种新的可能性。王国维最喜欢讲“境界说”，原来的低俗文学，被提高为有境界的文学。李后主亡国之后，被软禁在宫廷后院，唱着这些歌，忽然对生命有了不同理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我们大概从中学时代对这些句子就非常熟悉，熟悉到已经觉得李后主不是在写自己，而是在写生命从繁华到幻灭的状态。
“朝来寒雨”、“晚来风”，华贵的生命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坎坷。在不断的打击下，自己的生命应该如何去坚持？“胭脂泪，留人醉”，他还是如此深情眷恋。“胭脂泪”当然是讲女子，胭脂是红色的，红与泪变成了一个意象。我之前提到李后主的词与李商隐的诗有文化血缘上的继承关系，在整个意象处理上，红色与泪变成他后来的重点。李商隐曾经用“醉”去形容流霞。“泪”、“醉”、“红”或者“胭脂”，都是他们喜欢用的字眼，基本上可以总结成从繁华转成幻灭的感觉。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定都于南京的朝代，对于长江东流去的感觉特别明显。在文学当中，李后主把这个意象用到最丰富的状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意象在他的诗中一直被重复，他晚年在北方做俘虏的时候，时常感叹时间的消逝。时间的消逝当中，有一个意象是“故国”。南京三面环江，等到他被抓到北方的汴京，地理上对长江的怀念，其实是他的乡愁。
命运的错置
《虞美人》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词，很多人认为这是导致他失去性命的词。写完这首词之后，他被毒死了。我想一般人对于李后主这样的人没有任何的芥蒂心，他是“垂泪对宫娥”的人。可是玩政治的人，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逼迫的机会，宋太宗读到这首词的时候非常生气，他觉得李后主还有故国之思，就下令给他毒酒。李后主的命运有一种错置，一个一点政治细胞都没有的人，被放到最残酷的政治格局当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不过是对时间的感叹，日子还是一样过，春天花在开，秋天的月亮会圆，已经没有当年的雅兴要等伴着月明踏着马蹄回家。“何时了”是一种无奈，生活在被俘虏、被侮辱的境况里面，春天的花开、秋天的月圆都已经变成令人悲哀的现象。“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好像他的一生就停格在“辞庙”以后的状态，他的生命都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他在北方的生活中，活在回忆里。
“小楼昨夜又东风”，他在讲一个失眠状态，因为失眠，知道东风吹得很急。这个“东风”也是李商隐写过的“东风无力百花残”里的“东风”，东风吹起时，春天快结束了，百花都要残败了。这句词是说好像又一次经历了春天将要过完的惨伤感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在月圆的时候看到月亮，对自己过去的家国已经不堪回首，不敢回忆了。他的生命落差实在太大，从一个帝王忽然降为俘虏，这使他觉得不堪回首。前半生作为帝王经历了富贵、荣华，现在成为俘虏，我想在物质生活上，他不见得有欠缺，但是作为俘虏的心情、亡国的心情，以及作为亡国之君在家国沦亡之后的原罪感，让他内心非常不安。
“雕阑玉砌应犹在”，皇宫里雕饰得很美的栏杆，玉堆砌出来的建筑物应该还在吧，“只是朱颜改”，大概只有人改变了。这个“朱颜”讲的是谁？是李后主自己？还是那些宫娥？我们不清楚。但总归是在描述美丽的容颜，他对于容颜的眷恋，是他对青春年华的眷恋，或者是对与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美丽的人的眷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心里面的忧愁澎湃汹涌，像春天上涨的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原本属于民间流行曲的低俗的词，竟然被李后主拿来作为对人生的感慨，获得了很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
如果没有李后主，后来的苏东坡、欧阳修不会把词作为他们的文学形式。在李后主之前，词是很被文人看不起的文学形式，就是酒楼、歌楼里面歌妓们唱的艳曲，非常低俗，完全是表现感官与艳情的。李后主把这个局面改变了，也就是王国维说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让词进入了属于知识分子的境界。李后主作为一个皇帝，前半生耽于淫乐，这种生活让他接触了词。士大夫从小的生长环境是不会有机会接触到词的，李后主有机会接触到，他在皇宫里就是玩，那些大臣也帮助他玩，请酒楼里面的歌妓来给皇帝解闷。他真的接触到词之后，一开始也是很感官地描写，比如《玉楼春》对于女子肌肤的美的描述，甚至还有很多情欲的描述。等他亡国之后，被抓到北方，李后主开始用自己熟悉的文学形式书写家国之思，借着这一特殊的契机，让词这种文学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李后主很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根本没有关心过文学，他喜欢的就是流行歌曲，但是有一天他利用流行歌曲的音乐形式，把他自己亡国以后的心境放进去，力量出来了。这是他完全不自知的状况下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艺术创作中有一部分不见得创作者非常清楚。词这种艺术形式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根本看不起，他们不会用，可是李后主用了，传唱出来让大家很感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以讲亡国之君的愁，也可以讲我们在生命不如意时候的愁。大家被这个句子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