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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名教之奇变。”（见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
2009年初，一个冬日的上午，笔者终于有机会来到广州花都的官禄（）洪秀全故居参观。一进大门，便是洪秀全的青铜像，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中。后面就是当初他亲手种植的龙眼树，在太平天国失败的那一年，此树曾被雷电劈成两半，可是没有死，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枝干崛兀，满目峥嵘。这里有洪氏宗祠，纪念祖德宗功；半月形池塘，映出丫山倒影。湖旁还有书房阁，据介绍洪秀全七岁在此读书，勤奋好学，“五六年间，即能诵读四书五经、《孝经》以及古文多篇，其他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笔者突然想到，如果让后来的洪秀全再来谈谈对幼年诵读《孝经》的感悟，一定会有一番惊世骇俗、刻骨铭心的大议论了！难道不是吗？到后来，洪秀全的《幼学诗》又在讲孝悌了，从家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兄道、弟道按序排列出家规来。他的族弟洪仁也在教诲人们：“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钦定英杰归真》）历史留给人们深思！
其次，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孝道的再一次大扫荡。既然要打倒孔家店，自然《孝经》、孝道一类都属于打倒之列了。关于新文化运动，今人研究很多，从吴虞、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路说下来的话太多了，大家较熟悉，这里也不再多评论了。只觉得张依萍《枕上随笔》有一段*，或许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五四”时期的社会氛围：
那时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的旧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做“他你我”。后来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这段话转引自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年轻人读了觉得好刺激，好新鲜！经过“*”的人，觉得似乎好熟悉，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此后数十年掀起的“*”，不也是这样，甚至更有甚者吗？在一片“破四旧”、“造反有理”、“批孔”之中，孝的传统再一次被大扫荡。
不过历史很有意思，自有运行的规律。今天孔子学院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办了，孝子评选在许多城市开展，孝文化在逐渐升温。
老子说：“大音希声。”历史无语，历史却又无声胜有声地面对着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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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的作者之谜（1）
《孝经》在流传和研究中，人们始终有个疑问：是谁撰写了《孝经》？
其实人们只要读一读那些留下来的历史材料，每个人都会发生同样的疑问。比如：
权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此则记载有几个信息：（1） 曾参与孔子的年龄比较。（2） 孔子把曾参看做是能通晓并传布孝道的最合适人选。（3） 于是孔子选定了曾子，专门传授了孝道。于是，撰作了《孝经》。但是，我们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这里说到两个人，到底是孔子作了《孝经》，还是曾子作了《孝经》，没有清晰地指明，而是模棱两可。因此后人对此史料的解读，或认为《孝经》是孔子作，或认为是曾子作。
再看一则权威史料，《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但是谁作了《孝经》，也没有说明确，因此又可以出现二说：或认为孔子作，或认为曾子作。
再如《孔子家语》：“曾参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为两位作者司马迁、班固想一下，就会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他们也不能举出确切的证据来明确指出到底《孝经》的作者是谁，或是心中有某种指向，但是不便明说，因此只能含糊其辞了。
不过也有明确是孔子所作的，如《隋书·经籍志》：“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不过，这也是一家之说。
后来人们又从各个方面质疑、考证、研究，于是自古至今大约形成了好几种说法：
1。 孔子撰写了《孝经》
《汉书·艺文志》认为《孝经》为孔子所作。其实依照我们来看，《艺文志》并没有说定。因此这一材料，既被一些人认为是孔子作的证据，也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曾子作的证据。
杨伯峻说：《孝经》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后明，因为一翻《孝经》本书便会明白。孔子若作《孝经》，哪能称他的学生曾参为“曾子”，此其一。《孝经》抄了孔子以后的一些书，如《左传》、《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预见到他死后一两个世纪中某些人会说某些话？此其二。《论语》是比较可信的孔丘言行录，《孝经》的论孝，便和《论语》的论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处，此其三。所以越到后代，这种主张的人便逐渐少了。（《经书浅说》）关于这一问题后文还会讨论。
2。 孔子弟子曾子作《孝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为《孝经》乃孔子弟子曾参所作。比如陈克明《群经要义》中就说：《艺文志》“虽未明言曾参作《孝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乃是曾参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经》”。其实在我们来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并没有明说，也是两可的。
关于曾子作《孝经》，杨伯峻也有说：这一说法，在司马迁时未受重视；到两晋以后，附和者渐多。但取《礼记》和《大戴礼记》曾子论孝诸事与《孝经》比较，相抵触者不少。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甚至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指不义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篇》说：“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一个说不争就是不孝，一个说争辩是祸乱发动之源，究竟哪一说是曾子本意？何况《孝经》所用《孟子》、《荀子》诸语，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这一说也不可信。（《经书浅说》）
《孝经》的作者之谜（2）
3。 曾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代胡寅说：“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杨伯峻说：“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孝经刊误》）开其端，并无实证，只是想象之词。”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说，其《郡斋读书志》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所作。李学勤说：“《孝经》文中多称引《诗》、《书》，体例与《礼记》所收《中庸》、《大学》相似，确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吕氏春秋》曾引《孝经》，证明其书成于先秦。”（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曾子弟子中的子思作《孝经》
宋代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宋代冯椅之说：“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中的子思所作。杨伯峻反对，有评说：“尤不足信。”（同上）不过今人有一些学者较倾向此说。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经〉说新论》，认为是子思作《孝经》。主要理由是：《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认为已经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孝经》与《缁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该是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次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子思学派讨论的热点之一。因此，认为子思作《孝经》。不过关于此问题，也尚可再讨论。
5。 孔子的七十子或七十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圣人言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又清代毛奇龄《孝经问》：“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这是笼统地认为《孝经》乃七十子或是七十子之徒所作，可能是一种记录的转述，或是一种经过加工后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这种看法，认为“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