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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大苦难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的心理不免是畸形的、阴暗的甚至是恶毒的；而有时候，大苦难之下依然能成长出来健康、达观、通透甚至善良的心理。依我比较懦弱的本性，我也许会”屈服”于前者，并尽量敬而远之；但我会信服甚至折服于后者，并以与之亲近为乐，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不写作的自由
不写作的自由
常有人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答说没写什么，或说写得很少。问者便很失望地、同时又似乎鼓励般地说：你应该写作，你没有权力不写作，你不写太可惜了。
什么是可惜呢？这种询问总是令我有点疑惑。首先，是问者善意的想当然，也许他以为一个人的某些资源，如若把它潜留在心底便是一种浪费。其次，是对创作的不理解－－莫非写作是自来水龙头，只要打开随时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出？
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懂得一个作家不写作的自由以及相伴而生的痛苦。
经常是，我把房门紧闭，电话关上，电脑打开，手指洗得干干净净，茶水也泡好，把头脑中所有的压力和杂念统统排开，外边的天气也正好是阴雨绵绵．．．．．．似乎一切准备都合乎写作的心境。可是坐在电脑前，有时呆呆地一坐坐上半天，一个字也写不出，脑子里空空洞洞，如同一个废弃的仓库。每当这时，我便会停下来，或者随便翻翻闲书，或者干脆把自己打发到街上去瞎走。
其实，不写作的自由正如同写作的自由一样，自然而然，没有附加条件。什么时候，作家的身份不再成为一道虚幻的光彩或者一道阴影，浮现在真实境况中我们的脸孔之上；什么时候，作家的身份不再同时寄附在现实生活的我们的身体里，让”他”浑然不觉中游离成另外一个单独的人；什么时候，那个作家的身份只是报刊杂志上的一个署名，而生活中的我们只是安静地生活在北京某条宽敞的街道拐角处的一所高层寓所里的有些多思多感的人；当报刊杂志上那些褒贬我们的作品的嘈杂之声，或者熟人在电话里讨论我们要不要写作的感叹，对现实的我们来说如同在说一个不相关的另外的人的时候．．．．．．这种时候，自由的光辉就真实地降临了，那将是什么样的境界啊！在我所见过的作家中，的确有一些人做到了写作的自由（相对而言的自由），但是，至今很少见到真正能做到不写作的自由的。适时地金盆洗手或者江郎才尽之后，一些人或者愤愤不平，死死拽住昨日光辉的余晕，在早已超越于自己的后来者身上指指点点。我曾经见到过一位有点小名气的过景的“文学英雄”，面对新勇的后来人，他无法抑制自己失落，当众宣布，要设立一项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什么文学奖，亲自颁发给后来人；或者，像另一种人，干脆假装超然，似乎什么都想开了，似乎已得”正道”而获大平静，对创作困境中偶露真诚与苦恼的文学之人极尽嘲讽，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曾经有一个人，他”弹尽粮绝”终止写作之后，便一头扎进了老子、庄子以及易经之类的诸子百家之中，接下来我就在他的貌似大彻大悟的来信中读到他如何真正地获得了大平静，他不停地贬低文学以及他自己，尖刻地诉说，读过这些大师的书之后，方知自己往日有多么肤浅，方知文学这东西有多么狗屁。
言下之意说，你们这些至今还写作的作家，执迷不悟，多么肤浅和狗屁啊。再有一种人，就是那种暂时的或者永久失去了写作的热情和才力之后，依然不肯罢休，继续无休止地与自己较劲，使得自己终日在苦恼和抑郁中纠缠不开，作家的他已经完全地淹没了现实之中的他本人，对于创作枯竭的恐惧和忧虑使得他在整个绿树飘香的夏季或者春天毫无生气，他自己成为了作家的他的奴隶。
这些，终归是缘于无法真正做到不写作的自由。我想，任何一个作家，在实现了写作的自由之后，接下来都将面临”不写作的自由”这个问题。现在，每当写作中空洞和麻木的感觉降临于我的时候，我便会果断地关上电脑，坐到窗前的大沙发里去，在那些或晨或暮的时刻，我一边认真地翻阅茶几上的闲书，一边同样认真地喝茶，有时候我会站起来在洒满光线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影子也随着我的身体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晃动。我的内心并不很焦躁，虽然想起一天的日子没有任何”业绩”就流逝过去而不免内生点点失落，但是这一种失落仍然无法全部抵消现实的我的身体里的某种安静。
能怎么样呢？除了凝神观看落日余晖一点点从墙壁上退离，除了向往日充满写作激情的自己以及那些正在沉浸于此种激情的作家们深深致意之外，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任何一个作家概莫能外。只有期待下一日的写作激情吧。记起博尔赫斯在《等待》一文里的一句话，”有时候，他的厌倦像是一种幸福感；有时候，他的心理活动不比一条狗复杂多少。”
我终于感到些许安慰。
我忘记从哪本刊物上读到过另外一句话：不写作难道不是对写作的最高敬意吗！
我想，这是对于所有暂时的或者永久停止写作的作家最为理想的理由吧。
艺术家的自由
艺术家的自由
我关上自己的窗子，坐在自己书房的椅子上，或者坐在自己的卫生间马桶上，我请别人教我打嗝，或者请别人教我美声唱法，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只要它是有益的或是无害的（比如打嗝起码具有通气作用），只要我没有把自己的声响弄到隔壁邻居家里去，影响干扰了别人的生活和人家自己发出的声响。这是艺术家自由的一个初级的层次。
但，是不是仅仅如此就够了呢？
抛开国家等宏大的范畴，仅从个人的角度，我以为一个人若能安于像缓慢无声的流水在时间这个庞大的容器里舒缓而行，当然他就获得了相对而言的自由。作为一个现代的个人，更多的情形是，”枷锁”由他的内心生长出来。一方面，相对的”无所谓”是一种境界；另一方面，”无所谓”也是由自我克制才能够达到的。我不知道世界上最大限度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因某种自我的”限制”为相互依存的。
就文学艺术而言，优秀的艺术家是非常严格地几乎自虐般地建立起”自由”这种境界。”艺术以
束缚为生，而死于自由”，这句话中的所谓的”束缚”，是指自我的克制；而”自由”所指的是杂乱无章。懂得节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个不会自制的”艺术家”便破坏了她自己的艺术自由。
谚语说，不能控制自己的人，就像一座拆除了城墙的城市一样。但是，这种自我的约束，并不等同于把自己的观念、方法和态度原封不动地也去套夹在别人身上，把自己的艺术旗帜插到每一个“山头”，插到每一个人的头顶，让人家也必须跟着你一起呼啦啦飘扬、歌唱，而且，凡是头顶不愿插旗杆者或不同声歌唱者，都被自己这个天下最后一个“独醒者”视之为“众人皆醉”。在今天这个多元而丰富的时代，任何艺术”旗手”的自诩，都未免荒唐可笑。
同时，艺术家的这种自我约束，也不等同于认同来自某一种外部或外力的强行干涉，那也同样是违背艺术家的自由的。用马尔库塞在《论反叛、无政府主义和孤独》里边的说法：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私人生活、没有独立（相对的）、没有寂静、没有孤独，那么它恰恰不是社会主义的。
交谈的方式
吴先生是一个画家，他从巴黎来。在他到来之前，他的滔滔不绝的声音已经从电话筒里为我大致勾勒出他的相貌，以至于为他打开房门的一瞬间，我无一丝惊讶。他大约60岁左右，个子不高，瘦瘦的典型的江南人样子。穿着亲切随便，肩上挎着一个装画用的帆布袋子。他一进门就热热闹闹的，把布袋子随便往地上一丢，像老熟人一般径自坐到沙发里去（尽管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打开话匣子。在他把嘣豆似的哗哗啦啦的句子送到我的耳朵里之际，一杯热茶也被他咕咚咕咚送进腹中。既不拘谨，也不客套，但也决不是信口开河。吴先生大约迟到了一个小时，依我的习惯应该是很生气了。但是，从他进得门来的一瞬间，我便放弃了生一下气的姿态－－对这样（貌似）大大咧咧的一个人，是生不起气来的。
吴先生讲话有一个特点，凡事都要有个来龙去脉。他说一张桌子，首先得从这张桌子的木头说起，继而是这种木头来源于什么树，再后是这种树产于哪里，它的特点又是什么，最后才会说
到这张桌子本身。所以，他讲话圈子总是兜得很大。有时候，一件小事，其实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若是语言吝啬之人，或是习惯于电报语言的人，甚至只消一句话，就切到点子上。但话落到他嘴里，往往说得源远流长，一波掀起众澜，汪洋恣意。他习惯于一个话头引起另一个话头，而另一个话头又引出另一个，一环套一环，结果，一条细水就被扩展成一条大江，一条大江就被膨胀成一片汪洋。再做一个夸张的比喻，吴先生若是想说南极，他得从北极说起，然后舌头一转弯，就绕到东海，从东海再来个180度，又绕到大西洋，让听者在心里暗暗地为他捏一把汗，担心他圈子兜得越来越大，最后绕不回来。但显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吴先生在他清晰的逻辑里绕够了，话音一顿，忽然就落到南极上了。
听者提着的心也随之落了下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我以前也曾遇见过这样的好人，这种热心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问一答十，而且还经常地自问自答，你根本不用广泛地全面地展开你的疑问，你只消轻轻点其之一，就可以获得全部的回答。比如，你想知道一套房子，你只消问客厅如何，他自己就会接下来自问自答：卧房是什么样呢？卧房如何如何。厨房是什么样呢？厨房如何如何。以此类推。吴先生就是如此。
我常常透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