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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口
□ 叶广芩
一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幼年的我成天盼着打仗；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没有参战的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人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前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伟大当然也是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上色的本事自信也不比谁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吗；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将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吗！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昵；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俩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三丫头的尸骨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地上三排亮着几十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
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我们故去的第二个母亲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除了门框上挂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地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后事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三姐叫屈；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小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琴“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琴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琴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更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众人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逞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就是在今天；独处时往往觉出难耐的惆怅；混迹人群；谈笑风生中；内心深处也常常泛起难堪的孤独；由不得自己；是小时候做下病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机炮筒子一样；咔嚓咔嚓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荡秋千的；有吃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琴老师还一个劲儿说；照得好；可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琴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二年级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自己掉价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其实父亲没有胡说；悠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世袭罔替；代降一等；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慢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
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悠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官；你的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