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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佩皮诺反对黑手党的活动众所周知，尽管希尼斯事实上是黑手党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据点，尽管激进分子受到了威胁，尽管宪兵此前也报道说佩皮诺及其同志们“没有能力”采取恐怖行动，但是佩皮诺死后立即对其死亡展开调查的人员甚至连佩皮诺有被谋杀的可能性想都没想过，更不用说佩皮诺是被黑手党谋杀了。参加现场初检的目击者，包括前来收集遇害者尸体碎片的殡仪师在内，确定在佩皮诺遭受折磨的小屋里有明显的血迹。由于小屋面对铁轨的方向没有出口，所以血迹不可能是爆炸造成的结果。然而，尽管佩皮诺的汽车就在石屋附近被发现，但是宪兵在这个案件的初步报告上甚至都没有提到这间石屋。
宪兵在佩皮诺死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对奥特广播台及佩皮诺的亲戚和朋友们的房子进行了突然搜查。宪兵甚至在搜查佩皮诺母亲的房子之前都没有告知其儿子的死讯。他们在佩皮诺姑姑家里发现了佩皮诺几个月之前写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佩皮诺提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革命者的失败”并暗示他有可能会了结自己的生命。事件的最初调查报告就是仅凭这项微弱的证据得出这是一起“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的结论。这个故事立刻泄露给了新闻界。在随后的几天里，由于小屋里的血迹证据的出现，更多误导性的信息泄露给了报纸。《西西里日报》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血液是月经血，血迹来自在附近找到的卫生巾。但实际上，这样的卫生巾并没有被发现。佩皮诺的朋友们去过那个地方，一整天都在忙着往塑料袋里拾捡被警察当局遗漏在现场的佩皮诺的尸体碎片，他们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屋里还发现一块有更多血迹的石头，交给一位独立的法医鉴定后，血液被证实是属于佩皮诺的。
佩皮诺朋友们的房屋后来都被秘密地闯入。在希尼斯有人传言说，佩皮诺有一份关于当地黑手党及其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卷宗，佩皮诺对此有过暗示，但是这样的卷宗没有被人找到过。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在佩皮诺的葬礼游行上，一千名活动家和佩皮诺的朋友们打出了横幅标语：“佩皮诺被黑手党谋杀”，“在佩皮诺的思想和勇气的鼓舞下继续前进”。后来，有一些人聚集在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府宅前大喊：“屠夫！”
2000年的议会调查有很多遗漏和令人猜疑之处。佩皮诺的哥哥在议会委员们面前作证说，当地的黑手党和宪兵在佩皮诺被谋杀之前关系很好。“我经常看到他们（宪兵）同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和他的副手们肩并着肩一起走。当你看到黑手党与宪兵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你肯定不会再对这些机构抱有信心。”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这是当局在希尼斯等地方与黑手党非正式权力寻求共同生存的传统方式。
无论在调查的早期阶段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什么，但等到更有能力的调查官接管这个案子的时候，线索都断了。他们只能在1984年作出结论，佩皮诺确实是被黑手党谋杀的，但是具体谁是罪犯却没办法查出。
八年之后，由于佩皮诺的亲朋好友所发起的运动，尤其是他的母亲、弟弟以及历史学家翁贝托·桑迪诺的不懈努力，这起案件又重新审理。但是即使是在1992年，调查官也只能作出由于证据不足不予起诉的结论。悔罪者提供的新证词最终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在1999年受审，他当时已经因为贩毒而在新泽西监狱被长期监禁。审判继续进行，议会也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一部讲述佩皮诺·因帕斯塔托故事的电影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剧本奖。电影名叫《一百步》，佩皮诺家距离塔诺·巴达拉曼迪家恰好正是一百步。
最终，唐·塔诺在2002年4月1日因下令谋杀佩皮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对判决的反应极为庄严：
我从来没有任何复仇的感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的儿子的死讨回公道。我必须得承认，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我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现在，我感到非常满足，非常满意。我一直都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巴达拉曼迪经常过来找我的丈夫路易吉向他抱怨佩皮诺的所作所为，而我的丈夫则恳求他不要杀死我们的孩子。
这些话表明目前佩皮诺的母亲已经脱离了她长久以来被囚禁在其中的可怕的黑手党家庭环境并且摆脱了缄默法则的束缚。她的经历让我们了解了女性们在“我们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黑手党的价值观，诸如：缄默法则、对法律的蔑视、对暴力的容忍等等，正是通过与“我们的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妇女才得以教给年轻人，并代代相传。2001年在接受调查时，佩皮诺的母亲清楚地阐释了妇女对于黑手党的重要性，并且说一些希尼斯妇女为自己是黑手党分子的妻子而感到自豪。她曾听一位妇女这样说道：“我的兄弟们生下来就是黑手党。一些人生下来就是傻子，然而一些人生下来就是黑手党，我的兄弟们生下来就是黑手党！”
现在，反黑手党的活动家们不再像佩皮诺·因帕斯塔托一样被当局孤立和疏离。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也像她的儿子一样成为这项基础广泛的运动的一个象征。尽管如此，这也是西西里岛的不幸，西西里岛仍然需要更多像他们这样的象征性人物。因此我们很难断定，他们在25年之后终于获得的正义是不是真正的正义。
海洛因：比萨店联络
那些接受19681969年审判并从监狱释放出来的老板们失去了很多钱。诉讼费用以及供养犯人的花销掏空了他们的金库。卡塔尼亚的一个叫安东尼诺·卡尔德龙的“君子”对那段艰苦的岁月有着特别生动的回忆，卡尔德龙后来于1987年作出对同案犯不利的证据并与法内科尔法官交谈过。卡尔德龙回忆说，“矮子”托托·雷依纳在等待审判期间曾经因为无力支付他的母亲来看望他的路费而痛哭流涕。卡尔德龙还记得黑手党再次活跃起来后情况又是如何迅速改变的。“由于毒品的缘故他们忽然间在几年之内变成了百万富翁。”“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从事海洛因走私而财源滚滚，但正是这种滚滚而来的财源利润最终导致了黑手党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
这并不是说巴勒莫所有的黑手党分子在1970年都很贫穷。格雷科家族，“我们的事业”里的王室家族，仍然过得十分舒适。在希尼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跨洋生意并没有受到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阻碍。许多其他黑手党老板迫切需要搞到钱，尤其是科莱奥内的老板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积累资本，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分子开始从事绑架活动。他们锁定的主要对象是巴勒莫富豪们的子孙，从中获得的利润被当作原始资本用于非法商业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烟草走私活动猖獗。20世纪50年代，多玛索·布西达在西西里和大陆之间走私了数百箱的香烟，但是那不勒斯的走私犯与他们的西西里合伙人现在做生意却以一船货为计量单位。卡莫拉的老板“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后来承认每月交易的烟草为五万箱。越来越多的黑手党分子涌向那不勒斯来分享利润。
但是烟草的巨大利润不久就被重要的海洛因给蚕食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就职后不久就宣布发动一场“反对毒品的战争”。像许多类似的战争一样，它最终也是适得其反。尼克松政府关闭了位于马赛的由科西嘉人经营的毒品提炼厂，这为西西里创造了机会，使它成为海洛因从近东和远东的罂粟田里运到美国城市的街道这个漫漫长途中最关键环节的新基地。1975年，一名土耳其毒品和武器交易商直接与“我们的事业”接触，他此前一直是为马赛的毒品提炼厂提供吗啡碱的主要供应商。不久之后，海洛因实验室开始在西西里岛西部出现，里面的工作人员是从马赛逃难而来的化学家。由于西西里毒品提炼厂陆续投产，欧洲西部和北美染上毒瘾的人数在1977年大幅上升。19741982年问，世界各地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增加了6。5倍，正是在这些年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海洛因市场。
但是西西里的黑手党并不满足于成为海洛因的加工者和进口者，通过与美国同行合作，他们还想控制销售网络。多玛索·布西达早在1966年就开始从纽约的甘比诺家族贷款建立属于自己的第一家比萨店。到70年代末期，美国驱逐的西西里非法移民每十人中就有九人在比萨店工作。自本世纪初以来，意大利食晶的进口与生产对美国的黑手党而言一直至关重要。因此，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的餐厅网络的原料供应链被黑手党保护的公司所垄断，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1986年美国的“比萨店联络”案证实，许多比萨店销售的不仅仅是奇怪的意大利食物玛格丽塔比萨或四味奶酪比萨。
据估计截止到1982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美国东北部地区所消费的80％的海洛因的生产、运输及销售。回流到西西里的利润由于明显的原因从没有精确计算过，但每年也能达到数亿美元。70年代末期，“我们的事业”较之以往更为富裕，更为强大。
“比萨店联络”还涉及了黑手党的两个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西西里人——低级别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妒忌地称呼他们为“拉链”——已经不再是美国老板们的廉价劳动力。美国的高级匪徒再也无法对西西里人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乔香蕉”在1975年去西西里岛度假时对西西里人摆出的正是这副姿态。由于他们的数量、组织以及他们似乎能够无限制地获得海洛因供应，现在西西里人在美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
博南诺家族控制的布鲁克林的尼克博克大道成为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