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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南诺家族控制的布鲁克林的尼克博克大道成为西西里人的殖民地和海洛因的终点站。一位渗透到“我们的事业”里的费城家族的缉毒局特工了解到：
布鲁克林意味着西西里的黑手党，与位于美国的“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区别开来。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布鲁克林控制了美国所有的海洛因……西西里人使用意大利裔美国人来销售海洛因。
但是，这些拉链们不仅在美国建立了“企业辛迪加”，而且还严重入侵美国的“我们的事业”的“权力辛迪加”。特工约瑟夫·D·皮斯托（又名唐尼·布拉斯科）代表联邦调查局于1975年至1981年间潜入了纽约的博南诺家族。他记录了下面这段发生在两个美国“君子”之间的焦虑的谈话，他们听说一些西西里人将成为头目：
——那些家伙［拉链们］正在准备接手一切。我们不能让他们当头目。我们将失去所有的权力。
——……那些该死的拉链们不会支持任何人的。你他妈的给他们权力，如果现在不受伤的话，三年之后也会受伤的。他们将会把你活埋了。你不能给他们权力。他们对什么都毫不在乎。他们不在乎谁是老板。他们得不到尊重。
1979年，一名西西里“君子”确实接管了两年纽约的博南诺黑手党家族。据说，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用英语做生意很困难。
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的黑手党在海洛因生意上并不总是死对头。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都是亲戚。一个黑手党分子要是为了毒品生意而寻找可信赖的伙伴和工人的话，他首先就会找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特别是那些刚加入黑手党的家族成员。当海洛因生意在70年代过热时，许多黑手党分子处于有利的形势，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跨大西洋家族企业，能够轻松地适应任何他们所需的非法商品交易。这对于那些同美国建立最紧密关系的沿海城镇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家乡——希尼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附近的戈尔福斯特堡港，像马加蒂诺和博南诺家族这样的西西里裔美国人犯罪血统的诞生之地。巴勒莫也有很多这样的联系，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和主要的海洛因经销商——是卡罗·甘比诺的表弟，而甘比诺在1976年去世前一直是纽约五大家族里最有势力的家族的首领。因泽里洛、巴达拉曼迪和马加蒂诺这些家族一直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来自美国和西西里的表亲们几代以来一直互相通婚。因泽里洛的跨洋家庭谱系中“不可思议的、缠绕不清的亲戚关系”曾让法内科尔大法官也直挠头。
贩毒意味着建立各种人际关系，意味着将一大群人才汇集在一起：从投资商、咖啡碱供应商到提炼毒品的技术人员，从运输者、街头小毒贩到掌握洗钱技术而不被意大利金融警察抓住的金融家。这些国际网络从社会的顶层一直伸展到底层，而且他们与黑手党并不是一回事。
黑手党自从毒品能够交易起就开始从事这项营生。但即便这样黑手党也没能变成海洛因企业集团。正如布西达所说，“每个人在贩卖毒品时都是自主的。最有经济机会的人做的工作最多”。“拥有经济机会”意味着要与组织外的各种人才建立关系网络。
当然，自主原则也有许多限制，一个“君子”所做的每件事都可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政治牵连。一个家族有权对发生在自己领地的任何经济活动征税，而且如果其家族任何成员参与并不直接受其控制的企业的活动时，家族也有权对该成员索要贡品。对于一个黑手党老板而言，从毒品中获利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给毒贩们提供“保护”。这一方法还有额外的好处，就是使毒品贸易与家族隔离开，因为这项贸易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并不受缄默法则的束缚，一旦被捕，他们可能透露给警察很多事情从而给黑手党家族带来更大的风险。
但是当利润十分巨大时，家族间的争斗就会产生，委员会也可能随之参与其中。等委员会参与进来之后，它将毒品贸易纳入“我们的事业”结构之中。这种犯罪行为就相当于将一家公司变为公有制一样。一群高级老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管理这项生意，这种方式能确保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所有人都能够分得一部分利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70年代中期的途径那不勒斯的烟草走私案。委员会开始以财团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运作，通过“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来购买运输的烟草货物，这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之前它对海洛因贸易所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1974年，扎扎连同几个其他知名的卡莫拉人甚至被接纳进了“我们的事业”组织，这是委员会恭维他们并控制他们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委员会没有、也不可能垄断黑手党的烟草走私或海洛因贸易。一方面，它只代表巴勒莫省而不是整个西西里岛。大部分的海洛因生意仍然远离委员会的监视而不受其控制。结果就是，黑手党组织中商业因素、政治因素掺杂在一起，沆瀣一气，而且成员之间因为猜疑而导致权力关系变幻无常，这种情况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爆发之前的情况极为相似。
银行家、共济会、收税员与黑手党
从美国回流来的毒品收入使农民的小房子里装上了金子做的水龙头，公寓楼和海滨别墅得以兴建，巴勒莫迅速兴起的奢侈品店里的货架被一扫而光，遍布意大利和欧洲的合法和非法的企业再次获得了投资。海洛因带来的美元也流人了基层金融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私人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西西里投资市场上的份额扩大了一倍）并被吸纳进了意大利银行系统的制高点，与政治贪污金混在一起。有了这些钱，黑手党前所未有地到达了社会阶梯的最高层。
乔瓦尼·法内科尔于1978年抵达巴勒莫的司法官。“法内科尔方法”在两年之内使案件得到了突破，一直深入到“我们的事业”的跨大西洋毒品生意的最里层，发现黑手党与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罗萨里奥·斯帕托拉以及斯特凡诺·邦塔德之间有关联。萨尔瓦多·因泽里洛是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在布鲁克林被称作“樱桃山甘比诺”的罗萨里奥·斯帕托拉，是西西里的建筑巨头和纳税大户；斯特凡诺·邦塔德是黑手党前委员会的三人工作小组成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是庞大、错综复杂的婚姻联盟网络之中的一部分。法内科尔还和米兰的地方法官一起处理了一桩诈骗谋杀案，这桩案件极有可能把意大利社会最糟糕一面——政治和金融机构最高层的腐败、黑手党势力影响以及反民主阴谋——公之于众。
这起案件集中在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身上。辛多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控制着梵蒂冈在国外的投资，还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的主要资助者。此外，警察当局怀疑他替黑手党洗钱。1974年，辛多纳的金融帝国因受诈骗指控而轰然倒塌，辛多纳逃往美国。1979年，辛多纳在美国委托一名黑手党分子将负责清算他在意大利债务的律师杀害。鉴于大西洋两岸的警察当局已将他包围，辛多纳得到一群黑手党分子的帮助，制造了一起由“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组织的虚假绑架案；“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左翼恐怖组织，而帮助辛多纳的黑手党分子们曾经参与过因泽里洛一甘比诺一斯帕托拉一邦塔德的海洛因走私活动。辛多纳在这些西西里“恐怖分子”手上差不多呆了三个月，他的左腿甚至还在麻醉后挨了一颗枪子儿，以便伪造绑架者欲置其于死地的证据。绑架的真正目的是对辛多纳以前的政治盟友进行变相勒索，希望他们仍然拯救辛多纳的银行从而保护“我们的事业”在该银行的存款不蒙受损失。这个阴谋失败了，辛多纳被他的绑架者“释放”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1986年，他在喝完一杯加有氰化物的咖啡后死于狱中。
1982年夏天，另一位名誉扫地的意大利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卡尔维的履历读起来就像是辛多纳的翻版：迅速崛起，与梵蒂冈关系密切，用资金贿赂执政党，金融崩溃之后极力通过绑架政治家以求自保。有一件事直到2002年4月才被证实——至少在意大利当局的心中是这样的——卡维尔并不是像最初认定的那样死于自杀，而实际上是“被自杀”。在意大利语中，“自杀”这个词可以变成及物动词来形容此类情况。在本书撰写期间，一个与科莱奥内家族关系密切的黑手党老板因被指控下令谋杀卡尔维而即将受到审判。控方的论点以一个黑手党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为基础，认为卡尔维也像辛多纳为因泽里洛－甘比诺－斯帕托拉－邦塔德集团所做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为科莱奥内家族循环贩毒收入，而且他因为不可信赖而惨遭杀害。据估计，这名黑手党分子会否认警方对他的指控。
这两位“被上帝选中的银行家”都是一个被称为“第二宣传队”的共济会分会会员。1981年3月，调查辛多纳虚假绑架案的米兰地方法官在里西欧·格里总导师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列有962名“第二宣传队”成员的名单。这些宣誓入会的人中有特工部门的全部领导人员、54名国会议员和一批资深的商人、军方人士、警察、公务员和记者。议会对“第二宣传队”作出的调查结论是，其目的是破坏公共生活和颠覆民主，但并非所有的成员都了解这个根本目的。“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肯定是为了敲诈目的才一直秘密保留着这份成员名单。我们至今尚不清楚“第二宣传队”所带来的确切影响程度。
黑手党和其他共济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更容易界定。自20世纪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