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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却不一样，我认定了法律服务这个职业，一心想成为律师，这几乎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也没有因为任何困难险阻而退却过，一直坚守到现在。
当然，在我的律师职业的道路上，法律服务所的这一本聘书那也是功不可没的，算得上是功德无量。
所以，我就像保存宝贝一样，精心的收藏者，生怕丢失了、损坏了，对不起它对我的价值。
话说我手里有这一本聘书，完全可以证明我是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了，我对自己的前程和律师事业的追求就更有信心和勇气了。
拿着聘书，我面对那些熟人和之前看不起我的人炫耀起来也显得底气十足了。
母亲也知道我有这本聘书，也亲自看过，确认过这是真实的，所以也才敢大胆的在外人面前宣传我。
村上有一个屠户，他杀猪后把猪肉挑到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去卖，得知我在学律师，专程前往我家，向我母亲打听我的情况。
当年，在我们家乡，乡下的屠户把猪杀了用箩筐挑着猪肉，到乡村去挨家挨户的串门销售，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他来到我们家，跟母亲的交谈中，这个屠户提及他的妹夫被同院子的一个人打伤了，派出所解决好几次都没有处理好，他妹夫被打得有点严重，还住了院，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告诉母亲说，得知我在县城学律师，还帮人打过几场官司，就想来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他妹夫打这个官司。
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已经被法律服务所招聘了，取得了法律服务所的聘书，可以用法律工作者的名义代理案件了。
母亲知道后，就对他讲我确实是在县城了学律师，而且的确帮别人打了两个官司了，而且也被法律服务所招聘，成为了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了。
但是，母亲说可不可以帮助他妹夫，她说自己不是很清楚。不过，她说愿意帮他问问，说不定可以帮他妹夫一下。
果然，那个屠夫的妹夫在母亲的帮助下，就来找到我，请我帮帮他打这个官司。
当时，我已经取得法律服务所的聘书，完全可以用法律服务所的名义，对外承接法律服务业务了。
只要我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就可以用法律服务所的名誉跟这些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我就可以用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的名誉，持法律服务所的介绍信调查收集证据，并持法律服务所的所函出庭参加诉讼。
有了这个身份，确实承接案件，调查取证方便多了，出庭参加诉讼也更加有保障了。
所以，这个时候对与有人请我打官司，找我代理案件那是求之不得的。
为此，我不但很认真的接待了他们，而且同意看在老乡的份上少收点钱就可以帮他。
当时，律师收费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服务收费也没有统一的强行的指导标准，随意性很大。
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承办过两个案件了，我还是那个思想，只要有人愿意相信我、委托我，我就以学习、实践为主要目的，费用可以尽量少收。
毕竟那个时候，我一年向法律服务所交的管理费只有240元，我还是很有信心可以胜任的，这个目标任务完全可以完成。
我知道，律师这个工作不比一般的工作，其专业性、技巧性都是非常难得，不是一早一夕可以学得会的。
因此，我在内心里要求自己，主要以学习为主，能够收到代理费就收，收不到也无所谓。
后来，这个屠夫的妹夫的案件我决定受理，他们也很相信我，希望我给他们讨回公道。
由于这个当事人家里也很穷，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打官司，我也没有在费用上斤斤计较。
于是，我们谈好我为他代理这个案件收代理费300元，但是不包括车旅费和复印费、诉讼费。
我们办理好委托手续，签订了委托书和委托代理的合同，我到法律服务所进行了登记，领取了出庭的所函和调查的专用介绍信，就开始开展工作了。
这个受害人姓赵，我就叫他老赵。
我受理了这个老赵的委托，就到他们村上去走访群众，希望通过自己的调查走访，查清楚案件事实真相。
我记得有一句话，应该是毛主席说的，那就是“没有调查根据，就没有发言权。”
因此，我代理每一件案件，基本上都要深入基层认真细致的调查走访群众，到实地、去一线掌握案件真实的信息。
经过这20余年的经验总结，代理案件到一线，下基层去调查走访确实可以掌握一些非常真实的，难得的一手证据，对分析案情，代理案件非常有帮助。
同时，通过深入的调查走访，还可以找出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的症结所在，也有助于组织双方进行协商调解，有效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根据我的经验，特别是代理农村基层的案件，这样的方法非常行之有效。
因为，农村的很多案件，虽然双方当事人已经将矛盾激化，官司打到了法院，实际上他们很多时候也并不是真的想大动干戈非要打这个官司。
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乡邻或者其他人的挑拨、怂恿、唆使，或者担心自己没有面子的思想在作怪。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代理人，只要本着化解矛盾，希望有效解决问题的心态，想帮助他们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我这20几年代理案件的亲身经历中，我是深有体会的，我自认为在这方面自己是很有发言权。
因此，即便是现在办理案件，只要是有机会调和的，我还是依然会继续坚持这样做，能够调解的我会努力去争取调解结案，希望双方当事人真正的能够案结事了。
第112章 老赵艰难维权（）
第112章老赵艰难维权
我总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只要代理人愿意多付出点心血，愿意化解当事人的矛盾，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20余年来，本人代理的案件，只要是有一线希望可以争取调解的，我就会尽力去想办法调解，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真正的从源头上使他们拼弃前嫌，重归旧好，继续和睦相处。
在自己的这20几年中，我已经记不清化解了多少的矛盾纠纷了，也不知道挽回了多少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的家庭。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这也是功德无量，造福乡邻啊。
在接受老赵的委托后，我还是想争取先把问题弄清楚，看看能不能为他们调解，化解他们的矛盾。
通过我的调查，我在老赵的村上得知，欺负他的是社长的儿子，为的是一点土地，实际上就是争承包土地的边界。
当年，在农村为田边地角发生纠纷的非常多，这些现象很普遍，这个案件就是这样的案例。
而且，这些纠纷的产生，也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可以解决的，还涉及到很多的政策和地方政府、当地风俗的事情。
由于他们的村长也在他们一个社居住，根据一般惯例，律师在基层调查案件，基本上都是从地方的乡村干部开始，在找知情的群众进行调查取证。
所以，这个案件我受理后，我首先就去了村长家，希望在他那里获得一定的案件信息。
老赵家离场镇不远，就在他们那个乡场附近。
我回老家必须路过老赵的乡村，对他们那里还算是比较熟悉。所以，要到他们哪里去调查证据还是比较容易。
于是，我带上法律服务所给我的聘书，还有介绍信、委托书，前往老赵的村上开展工作。
由于我当时没有考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没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证件，为了证明我的身份，除了介绍信，就是这本聘书了。
一般情况，我只需要出示委托书和介绍信就可以的，这本聘书很少用，只是在遇到一些人需要确认的时候我才会出示的。
我到了村长家，直接说明了来意，并出示了法律服务所的介绍信和老赵的委托书，以证明我的身份。
村长看了法律服务所的调查专用介绍信，没有对我的身份有任何怀疑，热情的接待了我，并根据我的需要，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给我讲了一遍。
我一边听村长介绍案情，一边做记录，基本上他说完，我的记录就差不多记录完了。
我的记录工作一贯都是非常优秀的，基本上可以跟证人的表述同步，而且我还会尽量的书写证人的原话，包括地方方言、土话等。
在记录证人证言时，我会让他们的证实内容尽可能的保持原貌，记录出他们的说话风格和习惯。
在这方面，我多年前已经养成了习惯，已经得到了证人和当事人无数次肯定，一般情况我调查的证人证言基本上都会保持原滋原味。
在他讲述案情时，我很少打岔，只是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尽量不干扰村长的回忆。
当然，有时候证人在介绍案情时，也有说得比较远，拉得很开的时候，实际上这些根本与案件无关。
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根据他介绍的案情情况，予以及时的引导，把他的话拉到主题上来。
通过了解，原来社长在县里有点关系，常常在社里欺负人，村上和乡上的干部都心知肚明，因此大家都给他几分面子，不好得罪他。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那家人在地方上就更是胡作非为，仗势欺人，邻里乡亲对他们家评价也是很差，都不愿意跟他家人过多的打交道，有躲避之意。
据村长介绍，他与老赵家的纠纷是为了老赵家修整自己家里的包产地时，在地边除草时，社长家认为老赵家挖伤了他家的土地，对老赵大骂，老赵回敬了一句话，社长的儿子就仗势欺人，对老赵大打出手。
老赵人很老实，身体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