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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革军制，重建禁军，保留精兵，清除老弱，已达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赵柽对大宋的官职体系，办事程序虽有了解，但是谈不上精通，而且繁琐，这些事情便交由尚书省拟定条陈，再做定议。而他对军队却是十分了解，所以说得比较多。
首先是明确枢密院和兵部的职责，对现有的部门和权责进行划分。兵部仍然归宰相领导，但职权有所加强，负责国防事宜及各种武装组织的建设和行政事务。包括各军的编制，兵员的招募和遣散、武学的建设、军卒的赏罚和升迁、军械的制造管理、后勤保障等事务。主官尚书由文官担任，侍郎则由武人担当。
枢密院仍为军队的指挥机关，与尚书省互不统属，直接归皇帝领导，贯彻执行皇帝的命令和指示，主管部队的训练和指挥，军官的选用，拟定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和动员计划，指挥并部署协调各军种，镇抚司的作战行动。改三衙为步军司、马军司、水军司、军情司和辎重司，主官由武人担任。
军队划分为禁兵、厢兵和乡兵。禁军仍为国家主要的国防力量，负责征战和守卫京都，归枢密院调遣。厢兵为地方部队，为当地州府的常备军，调归本府首官指挥，负责守护地方，维持治安，清剿反叛，守卫边防。乡兵为预备部队，由兵部负责召集管理，战时听从枢密院指挥调遣。
而赵柽有对禁军和厢军的屯驻进行了说明，他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五个大的军事区，依据轻重屯驻禁军，担负抵御侵略，守卫地方的职责，但是他们不归当地的行政长官领导，而是依然归枢密院领导和领导，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命令跨区作战，但是后勤又当地负责保障。
厢军原则上只在本区屯驻，不能跨区行动，负责处置本区的治安、守护边防，跨境必须由皇帝下旨方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遇到外敌入侵之时，不至于陷入无兵可用的尴尬境地，避免像女真人入侵时长驱直入，各州县纷纷陷落的惨况重演，起到迟滞敌军进攻，为禁军调动赢得时间。
另一个改革就是不再实施终生兵役制，而是根据军阶划分服役年限，以减少军中剩员，淘汰老弱，保持部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一并需要改动的就是士兵和军官的薪饷的改变。这些都需要详细的测算和计划，赵柽这个当皇帝的就不用亲力亲为了。
官家的指示大家还需要时间消化领会，但是对皇帝的‘八字方针’还是同意的，其中细节就需要他们完善和详议。另外就是依照现在的情况加强、加快军队的整编和建设形成了统一，他们都是靖康之难的亲历者，当然明白一支强大军队存在的意义，不能仅仅因为金军暂退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宗泽和李纲对枢密院用武人为主官和提高军人的地位颇有微词，可官家的设计又没有违反家法，兵部分权、分设镇守司，地方文官调动厢军等措施，完全符合当初赵普所言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精神。更不违背太祖‘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的初衷。
这让几个人又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分辨，而现在又正是内忧外患用兵之时，提高武人地位也有利于让他们尽职尽守，甘心为国而战，两人也便不再多言。他们不知道的是千年之后的社会政治制度经过无数次的选择，多数国家已经接受了这种‘军政分开，相互制约’的制度，而赵柽的改革正是后人总结出的精髓。
第一百五十三章 步步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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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柽想的简单，说得明白，但是精兵简政两项工作却并不顺利，进展很慢，他是看在眼中、急在心里。他之所以用李纲为相，一是他为人正直，敢作敢当；二是做事有魄力，敢开历史先河，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集体。但是事情并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朝中依然有股暗流阻挡着变革，他们借减员减官之际，煽动一些被触及利益者找出各样的借口与新政对抗。
如今在江淮、山东和两河一带盘踞着大量游寇，他们打家劫舍，攻州掠府，抢劫纲船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权的稳定，但是朝臣们在是剿是抚争论不休，甚至有些人对赵柽隐瞒真相，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赵柽手下还有一支隐藏在暗处的高效运转的情报系统，又有什么能瞒过他的耳目。
赵柽的案上就摆着一份关于游寇们的详细资料，赵柽仔细看过，动乱之后流寇主要有几类公民组成：
民间抗金武装，这些人下海前都曾经是当地乡兵的骨干力量，有着开封府勤王的骄人履历，在城破后组团落草，成了啸聚山林的江湖草寇。还有在与金兵作战中被击溃的正规军，多达数万人来了个集体跳槽，脱下军装就变成了土匪。
在金军入侵后，大批人口南迁，形成了庞大的流民群体，因为失去了土地，变成了脱离正常生活轨迹的另类居民——盲流。作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高危人群，这些人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轻者打着法不责众的擦边球，简单的‘解决’下温饱问题。重者成了快意恩仇，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流寇。
再有就是受盗寇们胁迫的普通百姓，游寇们每攻陷一地，往往采用抓壮丁的方式，胁迫当地青壮从军，以此壮大声势，虽有滥竽充数之嫌，但也是经常能够起到一哄而起的短期效应。他们所到之处，劫掠百姓，老弱杀之，强壮者充军，竟然是师从女真人，临敌则驱民兵在前，名曰‘敢死军’。
虽然宋金两国交战及国势渐微是造成兵匪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但是早期的安抚不当，措置有误无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有些人是抱着成为国家干部的梦想。加入各处民团组织，并在保卫东京的战斗中出过力的人。
因为这些人有过‘黑社会’的经历，而被当成了社会治安的边缘人，为宋廷不容。早早遣散了，不得不各自领兵南下讨生活，时而接受招安。时而重操旧业，从守土有责的准革命战士变成了拿跳槽当家常便饭的游寇。
李纲主张剿抚并用。迅速平息匪患，而还在朝中的有些人便以这些人曾为国出力。不可剿只能招抚相辩。而李纲有个认死理的缺点，他便非要在嘴上与人分出高下，辩出个真理来。可他如此正中某些人的下怀，结果朝堂上是嘴仗不休，游寇作乱依旧，事情却久拖不决…
而精兵的事情也遇到了难题，宋朝武官或可称武阶、武阶官、武资等。武官的序列和分类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武官与近代元帅、上将以至少尉等军衔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区别。近代军衔仅用于区分军队内部军人品级之高低，宋朝武官却不能等同于军人。大部分的武官，是通过元丰改制前的审官西院和三班院，改制后的吏部尚书右选和侍郎右选，广泛授予各种民政差遣。此类武官按现代的意义，当然不算军官。
“官以寓禄秩，叙位著”，乃是虚衔；“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乃是实职。 宋自三衙长官、四厢都指挥使至都的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之类，都是军职。军职可算是差遣的一类，授予军职的武官，按现代意义，可算是军官。从法制上讲，因军功授官，可以不受人数限制，而军职却往往受编额的限制，不可能滥设滥授。将武官作为军职的加衔，逐步结合，武官系列也逐步溶入军中，与军职有分有合，弄得更为复杂。
而在军队中，官位和军职应当相称，但也存在不相称的情况。军队的战士有时出现使臣、军兵两级制，或使臣、效用、军兵三级制，正是表现了官位与军职的差别。所谓“有官人”，是指低级武官，如使臣之类充当战士。在战时，精壮者可以凭借“请托”，利用拣选制逃避战阵；而在平时，即使实行“拣汰”，却不能除役，反而又增添一倍军士，“耗蠹财用”。由于禁兵、厢兵等存在着复杂的番号军级，也增加了军职迁补的复杂性。
大家谁都知道其中弊端，但是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利益便都叫屈，少一份职事就少一份工资的，而文武间的差距也让些武官不愿放弃文职。他们磨磨蹭蹭的，多次廷议也解决不了问题，赵柽就急了。
兴办武学之事，赵柽已经催了几次，但是都是议而不决，最后不了了之。赵柽知道在崇文抑武的风尚下，宋朝不重视武将的文化，许多军班、军功出身者，可以目不识丁。刘光世还是将门之子，竟不能题名。 韩世忠也不能文墨，唯独岳飞努力学习文化，尊敬和亲近文士。
究其根底却是前边的几个皇帝对武将猜忌甚深，其实是将此种行为视为武将的野心虽然设置了武学和武举，却并不供认真培养军事人才之用。赵柽却不想跟他们在磨叽，既然兵部不愿意干，那我就夺了你的权，他立刻任命赵礼为签书枢密院事，以大同讲武堂为基础，扩建军校。
赵礼马上行动起来，仅用月余时间便在西京洛阳分别建起参谋学校、步兵学校、骑兵学校、辎重学校、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并在登州筹办水军学校，并开始在各军中招收学员，准备年后开学。赵柽当然是大力支持，分别题写了校名，并拨出专款，授权其可在全军挑选教员和学生，毕业的学生等同国子监，成绩优秀者可直接授官。
在整军的问题上，李纲开了几次专题会议，终于达成了统一意见，但是结果却让赵柽大为不满，批了‘放屁’二字打回尚书省重拟，这些人沿袭了过去的历朝的做法，认为骑兵花费过大，而且战斗力低下，应该优先发展步军。
赵柽此举立刻引起朝臣的不满，纷纷上书，引经据典的跟他辩论，但终不离范仲淹的“自古骑兵未必为利”，“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 沈括的“以为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