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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探讨一下人们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普通人从根本上来说，其内心深处一般关心什么事情，假如表面的东西不欺骗我们的眼睛——这里所谓的普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甚至包括学者，或许还有哲学家。令较高层次的天性和较高雅、较挑剔的情趣感兴趣，普通人似乎对之绝对“不感兴趣”——假如他还是发觉应该对这些事情感兴趣，那他便称这种态度为无利害关系的，并奇怪怎么能够“置身事外”。
一些哲学家也总是像大众一样，富有魅力而神秘地、恍如隔世地表现出这种惊奇（或许这是因为他们从未体验过这种较高层次的天性），而不是指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率真朴实的、合情合理的事实真相，即“无利害关系的”行为是令人很感兴趣的“有利害关系的”行为。“那么爱呢？”爱毕竟是“非利己主义的”吧！——凡是实际有所牺牲的人无不知道，自己想为此而得到某些东西，或许是某种内心的东西；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作出牺牲，是为了在另一方面得到更多。或许这种更多只是一般的更多，甚至只是自我感觉得到“更多”。可这却是个要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领域，较为挑剔较真的人是不愿意留在这里的，因为在这里真理要回答问题之时，必须要强忍住不露出鄙夷的神色。毕竟，真理犹如女人，不应该对其使用武力。
一位道学家对传闲话者说：“我有时崇敬和尊敬无私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无私，而是因为我认为他有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有益于另一个人。”在一个命中注定下达命令的人身上，自我牺牲和与世无争，非但不是美德，反倒是对美德的糟蹋。在我看来就是如此。每一种无私的道德体系，都将自己视为无条件的，是对每一个人有吸引力的，因为这种道德体系不仅对高雅趣味是犯罪，且还会刺激人们犯下忽略个性的罪，是一种在博爱的掩盖之下对人的另一种勾引——且偏偏是对各种高级、罕见和享有较多特权的人的勾引和损害。各种道德体系首先一定要认同等级划分；其假设必须作得问心无愧，以至它们最终要彻底明白，说“适合于一个人的也适合于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那个道学家和好人这样说。他如是劝说道德体系实践道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嘲笑？但如果谁想站在嘲笑者一边，那他也许正确得叫人受不了；甚至高雅趣味也有不当之处。
凡是在当今鼓吹同情（同胞的痛苦）的地方——如果我推测没错的话，没有哪种宗教比这种宗教鼓吹的时间更长了。心理学家都应该侧耳静听，透过所有那些虚荣，透过此种宗教的鼓吹者（以及所有鼓吹者）习以为常的噪音，他会听到一种自我蔑视的纯正旋律，沙哑地呻吟着。欧洲因此而被遮蔽了光辉，变得丑陋不堪。一个世纪以来，此种情况有增无减（其首批症状已在加利亚尼致德·埃皮奈夫人的一封具有丰富思想的信中记录得清清楚楚）——但愿自我蔑视不是造成此种状况的真正原因！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即自负的类人猿，对自己极端不满意——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在受苦，他的虚荣偏偏要他“与其同胞一起受苦”。
杂居的欧洲人——一般来说，即便不算太丑陋的平民——绝对需要一套服装。他需要将历史当作服装的储藏室。他自然能察觉到，没有哪套服装适合他自己，于是，他换了一套又一套。让我们看一看十九世纪，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对各种服装样式的喜好总是不停变化，他们时常因为“没有一套服装适合自己”而深感绝望。无论是将自己打扮成浪漫的，还是古典派的、基督教的、佛罗伦萨画派的、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兼具的、“民族的”，不管哪一种样式，一切都是白费，都不“合身”！但是精神，尤其是“历史精神”，却受益于这种绝望：可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过去的和外国的新样品，穿了脱，脱了穿，然后打包收起来，尤其是对其进行了研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服装”样式多样化的时代，也是第一个值得勤奋好学的时代。这里所谓的服装是指道德、信条、艺术趣味和宗教，我们准备举行盛大的狂欢，准备好发出最富于精神性的节日般欢笑，表现出无比的妄自尊大，准备好干下天大的蠢事，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嘲弄世界一番。或许正是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从事发明的天地，甚至仍可发挥创造力，很可能是作为世界历史的模仿者以及上帝的助手。或许，虽然目前一切的前途黯淡，但我们的欢笑本身却可能前途一片光明！
历史感——欧洲人宣称这种历史感是他们所特有的，是在各阶级和各种族的民主式混合中，使欧洲陷入迷人而疯狂的半野蛮状态之后，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人们才承认这种能力是第六感官。由于这种混合，以往的每一种生活形式和方式，以及过去各种紧密相连和互相重叠的文化，衍生了我们这些“现代灵魂”；我们的本能目前在各方面都在回溯，我们自己成了一种混乱。不过，最终精神会在其中觉察到自己的优势。借助于肉体和欲望的半野蛮状态，我们可以暗中进入各个地方，进入高尚时代的人们从未进入过的地方。尤其是可以进入各种不完善的文明迷宫，进入迄今地球上存在过的各种半野蛮状态。由于大部分人类文明都处于半野蛮状态，因而历史感几乎就是对一切的感觉和所有方面的本能，就是对一切的喜好和所有方面的说辞。由此即可以证明，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卑鄙的感官。譬如，我们再次欣赏一下荷马：最令我们高兴的也许是，我们知道如何欣赏荷马，而很有文化的人则不能这么容易地欣赏他——他们几乎不准自己欣赏他。他们的鉴赏力非常明确地肯定和否定，他们很容易产生憎恶，他们对一切陌生事物总是表现出犹豫不决和不愿接受，他们对令人不快的强烈好奇心，感到极端厌恶。每种自立自足的卓越文化都不愿承认自己有一种新的欲望，都不愿承认不满意自己的状况，不愿赞美陌生的事物。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他们甚至不喜欢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财产，或不能成为他们的猎物。对于这类人来说，最不可理解的，正是上述历史感及其屈服于一切的好奇心。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将西班牙人、摩尔人和撒克逊人的趣味综合在一起，这让我们拍案称奇。但如果是埃斯库罗斯圈子内的古雅典人见到此种情形，一定会笑死，气死的。可是我们——却偏偏接受了这种随意的混合，这种对最为精巧之物，最为粗糙之物和最为矫揉造作之物的混合，这种暗自以充满信心和真心诚实的态度所作的混合；我们欣赏这种混合，将其视为专门为我们保留的精美艺术品，尽量不让自己受到那些包围着莎士比亚艺术和趣味的英国大众，那令人窒息的烟雾和亲近的干扰，或许就像在那不勒斯南区奇亚扎那样，尽管这里的下水道味刺鼻，可我们仍自己走自己的路，并且所有的感官保持着警觉。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我们应当具有自己的美德，这是不容争辩的：我们不虚伪、不自利，我们谦逊、勇敢，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我们知道感恩，懂得殷勤——即便我们具有这些美德，但我们或许并不是很“有品味”。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这些具有“历史感”的人最难理解、感受、体会和喜爱的，我们从根本上对它抱有成见，因而几乎对之采取敌对态度。或许，我们的“历史感”的巨大功用就在于同高雅趣味形成必要的对照，至少是同很低级的趣味形成对照。我们只能在心中唤起微小而短暂的、蒙受天恩的幸福感和对人类生活的赞美，宛如它们是零零散散地照耀着我们，是在一巨大力量自动停在无穷和无限之前的那些时刻所遭遇的奇妙体验；是在突然停下和呆立，稳稳地、一动不动地站立在仍然颤抖的大地上，而感到一阵狂喜时的那些奇妙体验。放大这种体验会让我们感到陌生，我们承认：我们实际上渴望的是无限，是浩瀚无垠。像骑在气喘吁吁向前奔跑的马上的人那样，我们面对无垠放松了手中的缰绳——只有当我们处于最危险的状态时，我们才感到幸福之极。
不管是享乐主义、悲观主义、功利主义，还是幸福论，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根据快乐和痛苦，即根据伴随情况和次要因素，来衡量事物的价值，因而只是在表面讲得通的思维方式，是天真幼稚的，每个意识到创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瞧不起它，对其表示蔑视，尽管并非没有同情。同情你！——当然，这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同情；不是对社会“疾苦”的同情，不是对“社会”中病人和不幸者的同情，不是对躺在我们周围地上的身心有缺陷的人的同情，更不是对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与闹革命的奴隶阶级的同情，他们力图夺取权力，并把这称为“自由”。我们的同情是一种较为高尚的、目光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