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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夏林：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毫无价值
《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肖夏林曾经因为侵权问题与余秋雨直接对薄公堂。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表示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是不值一提的。
“记忆文学”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忆可能出现偏差、错误甚至是人为的修改。读者无法判断其为真，也无法判断其为假，因此无法确定它的可信度。若把它当作回忆录来看，这个概念就更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余秋雨玩的文字游戏和商业噱头，它没有任何价值。
作为与余秋雨打官司的少数胜诉者，我觉得余秋雨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他起诉古远清和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行为，其主要目的还是出于商业炒作。像他这样的文人，一旦没有什么事情引起大众的关注，他自己就会挑起一些事来吸引大众的注意，起诉我和古远清就是这样。余秋雨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胜诉，主要是为了和解。和解才是他最大的胜利。他与别人打官司，很多时候都胜诉不了，一旦胜诉又会产生质疑。
他的做法很有意思，开始时口放豪言，声称自己有绝对把握胜诉并提出高额赔偿，一旦开始打官司了，又想显示风度，要求和解。与古远清打官司是这样，与我打官司也是这样。
余秋雨从来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特性，也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性。他一直追求权力，追逐资本，以二者的结合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前一段出的《笛声何处》分明是以前在台湾的一篇演讲和一些旧作拼凑而成的，偏偏要说是新书。在一些针对他的批评中，###的批评文章没有什么价值，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要他忏悔的显然是要求太高了。这个开口文化、闭口文化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中国文化大师，实际上是常识性错误的大师，而且往往被人揭露后拒不认错。###等人对他的道德批判不能真正影响到他著作的销售，而金文明的书才对他造成了致命威胁。金文明的书出来后，他的书不仅在内地销售下降，在台湾也一样，连发行人都很担心。
我与余秋雨没有个人恩怨，他也不值得我仇恨。
他的“记忆文学”不过是一个商业幌子。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准备以余秋雨为个案，对中国文人做一次审视和分析。（张弘）
丁东：当时知识分子整体不光彩 对余秋雨不能苛求
记者张弘采访记录在余秋雨文革身世引发众多争议时，学者丁东曾撰写文章，对文革写作班子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余秋雨如果要出回忆录，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他“文革”时期的经历，我倒可以说说这件事的一些背景。
当时，上海有很多写作班子，“石一歌”就是其中之一。它开始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鲁迅，属于文艺组或文学组。余秋雨文革初期挨过整，后来因为笔杆子好而被起用。他是“石一歌”中的成员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四人帮当时在上海有一份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一份文学杂志《朝霞》，当时影响很大，上面经常发表署名“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余秋雨参加了集体写作，这毫无疑问，但哪些是他写的，他发挥了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就事后的情况来看，余秋雨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大。有一篇叫做《走出彼德堡》的文章可能与他有关系。当时，有一些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本来已经可以回城了，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又不能回。尽管作者主观上没有这样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实际的后果。
在当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也没有独立空间。他们被编入单位，档案、工资、福利待遇都由单位所控制，连出差都需要单位开证明或介绍信，不像现在可以回家做自由撰稿人。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选上，当御用知识分子，他们很光彩；一类没有被选上，很失落。就当时的情形来说，知识分子都被御用，都在随大流，跟着主流跑，批胡适、批胡风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厉害，反潮流的人太少了。顺便说一下，在那样的情况下，林贤治对于顾准是过分苛刻了。
因此，余秋雨参加写作班子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的知识分子整体都不光彩，并非余秋雨一个人。###要余秋雨忏悔不合情理，如果这样，该忏悔的人就太多了。同样，不能因为余秋雨参加了写作组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需要格外强调的历史污点。况且，对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结论，他在打倒四人帮后被冷落过一段时间。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他吐露的想法是真实的。但是，他与肖夏林、古远清的官司不该打，别人都是文艺批评，不是人身攻击，这两场官司有作秀和炒作的意思。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吧。
余秋雨躲避媒体追踪 忆往昔常常泪流不止
记者日前从余秋雨提供的一份文字资料中获得最新消息，余秋雨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借我一生》的初衷，源于年前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父亲的文稿和日记。他发现，他平常所熟悉的父亲与父亲真实的内心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件事使他产生了写作“记忆文学”的最初冲动。余秋雨称自己写这本书时“常常泪流不止”。
记者日前致电作家出版社有关负责人证实，目前《借我一生》的写作基本收尾，即将于今年7月15日至20日出版。据悉，该书近50万字，分为5卷。其中以大约六七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他“童年到大学的成长记忆”，以十几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他的“文革记忆”，这也是该作品的核心部分。此外也叙述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前后写作过程，及跟从凤凰卫视剧组巡游欧洲的传奇经历。书中还写及余秋雨的祖母、叔叔、姨妈、表哥等亲人的人生际遇。这本书也因此而被出版社贴上“记忆文学”的标签。
据悉，目前学界对“记忆文学”尚无明确定义。有人认为“记忆文学”向来概念模糊。它既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更不是小说，但又有文学想像，有虚构的痕迹，非常的文学化。但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记忆文学根本不可靠”。
余秋雨目前对该书内容讳莫如深，相当的回避媒体。据知情人透露，为了躲避采访，他现在所有的通讯方式均已改变，电话也是“只播不接”。出版社出于营销策略的考虑，也不希望过多泄露该书内容。
上海《收获》杂志今年第4期，即7月初，将率先选载该书前两部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收获》之所以选载这些内容，是因为认为余秋雨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文革记忆”比较有价值，也是读者比较关心的部分。
程永新说，我以为，余秋雨写这些东西，除去他的初衷之外还应该有别的想法———这么多年的是是非非，他总希望来总结和回答吧。其中写及“文革”的部分达十几万字，非常扎实，非常用心。《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等曾一同建议他，写“文革”“不要有太大的火气”，希望他抹去针对某些个别人的部分，只是自己讲自己。而他的写法也“基本上心平气和”。 （桂杰/ 徐虹）
作家出版社关于余秋雨新书《借我一生》的出版声明
余秋雨先生的新著《借我一生》即将由我社出版，近期部分媒体及网络上关于此书的传闻较多，我社就此事今日发表声明如下：
作家出版社声明
余秋雨先生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已交付本社出版。为了防止盗版，本社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从未向外透露过这部作品的任何内容。
本社依法保护签约作家和作品的相关权益，包括名誉权。《借我一生》即将面世，望广大读者能以正常的阅读心态来面对余秋雨先生对“记忆文学”这一新创概念的成功实践。
作家出版社/2004年6月22日” 。 想看书来
《借我一生》推迟上市 余秋雨新书“难产”
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原定7月初即可上市的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将推迟出版。而这一变动，也使得刊载了书中两大重要章节的《收获》杂志第4期的上市日期，不得不从原来的7月10日延迟到7月15日。个中原因，就是不让盗版者有可乘之机。因为，《收获》杂志刊载的两个重要章节，即童年和文革部分，前后加起来，有20多万字，而这些内容，本身就是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收获》之所以选载这些内容，是认为余秋雨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文革记忆”是读者最为关心的部分。程永新透露，在书中，余秋雨以10多万字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
“这部作品准确地说是记忆文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程永新认为，这种“记忆文学”的样式是一种全新的样式，书出版后，肯定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他认为，在此之前，杨绛的《我们仨》已经纳入记忆文学的范畴，但不得不说是余秋雨提出了记忆文学的概念。这是他的实践，也是他的发明。他大大拓宽了写作的领域。程永新认为，“现在的文学写作太拘泥个人，要么太过创造，太虚构，离现实太远了，读者不喜欢。读者喜欢相对真实的东西，而记忆文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有个人经历在里面，离生活近，在符合人物命运、思想逻辑的前提下，允许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