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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界众说纷纭的《借我一生》，程永新在看完之后给出的评语是，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想象。他说，最初听余秋雨最早聊的时候，特别激动。“余秋雨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因为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程永新说，当时他一听这个构思，感觉这个想法特别有意思，生活中亲近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朋友以及历史人物呢。余秋雨对真实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你以为真实的东西，其实离真实有很大的距离，这其中包含一个很丰富的哲学内涵。但是在读了一二卷之后，程永新感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当初我所听到的余秋雨讲述的初衷，觉得如果一部作品中若能很好地表达这层意思，应该是很震撼人的，但事实是，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我的想象，如果能把这层意思在作品中形成一种氛围，形成一种大的结构，就会更加震撼。尽管在叙述中很多很精彩，但在后面的叙述中没有贯穿始终。”（徐颖）
封笔之前有话要说 余秋雨质询媒体七宗罪
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近日宣布即将封笔并退出文化圈，将来可能会参与图书文化公司的工作。而他在隐退文坛之前，向批判他的那些文化报刊提出了七项质询，以示其长久以来的不满。
余秋雨的七项质询包括：反驳他在文革中用“石一歌”笔名写作、反驳他早在中学时代就批判过修正主义、反驳他把别人说成是“文化杀手”、反驳他“为深圳唱赞歌”而收受了一套“豪华别墅”、反驳近来热炒的所谓他的“文史差错”、批评媒体从未与他核对事实并且形成可怕的传媒攻击。
余秋雨称，近八年来，中国一些文化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与他有关的文章，引起其他报刊的连锁反应。这次为了写作其传记《借我一生》粗粗统计了一下，总计大批判文章不下于一千七百篇（不包括网络上的文章）。这令海外华文读者每每见到他总是追问。
他表示，今次在修订完四本学术书之后，就将退出文化圈，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他说，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而有消息说，余秋雨参与的图书文化公司将于秋季开张，而他本人今后也有意从事图书出版、杂志等方面的一系列文化事业。余的助手金克林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目前图书公司的很多事还没有定，因此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
余秋雨：我把骂声当掌声 不想与诽谤者辩论
他是率真还是轻狂？他是在反思还是在辩护？他是在剖白还是在躲藏？他是“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还是“文化群殴”下的叛逆？我们试图接近真实———
1。“文革”与自省
记者：有人对《借我一生》中“文革”部分表示质疑，认为作者在对那段历史的把握上超过人们的预期值，但对自己的反省上避重就轻。很想请你重申自传的写作态度。对于这样的“真实性”你怎么评价？
余秋雨：不管是说“失实”，还是说“避重就轻”，都是因为他们对那种“实”有一种预设的期待，但这种期待是由###、古远清等人的诽谤造成的。不少人厌恶他们的态度，却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们诽谤内容的影响。
不能责怪上当的人，因为###、古远清等人在造谣的时候装扮出一种证据确凿、信誓旦旦的口气，很难让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大家把他们往正常的路上想了。谁能料到他们的指控完全不可理喻呢？例如古远清，一年前，2003年8月18日他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5篇文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向我正式道歉，还签下了道歉文本，我也就免了他应缴的赔款。谁知他一离开法院，就在电视和各地报纸上讲的比以前还凶。但一般读者容易对不断重复的谎言“将信将疑。”
这些天他听说我的《借我一生》即将出版，连书还没有看到就到处宣布我“造假”，自己则心急火燎地伪造了匪夷所思的“事实”，而且装扮出他掌握了大量证据。真可谓满纸疯话，风行九州。我终于向媒体发言了，有一个直接动机就是想救救这几个人。要不然，不出一个月，古远清没准会宣布我做过希特勒的参谋，或参与炸沉了泰坦尼克号。
我写这本书，决不想与诽谤者辩论，也不想对媒体和读者表白。我只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人生路途。如果有人在所谓的“真实性”上说三道四，我只想说一句：你们已经在全国报刊上编造我的经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怕我本人说几句呢？难道中国公民自身经历的真实性，永远在批判者那里吗？
记者：“文革”纵容了人性恶，社会失去秩序，善意和公正被噤声，大部分人屈从于人性的弱点——对于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弱点的大规模呈现，后人无法苛求；但时过境迁，有些人的道德良心会不断反省，比如巴金自1978年至1986年150多篇随笔结集的《随想录》，它提醒人们应该有勇气剖析自己而不是选择粉饰。我想问的是，在那段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的弱点在你身上多少呈现？时过境迁你对自己的反省结果如何？
余秋雨：灾难会诱发人性的弱点，但也能？炼人格的光辉。请想想，我在十几年前“仕途亨通”的时候为什么毅然辞职？为什么近十年来面对如此狂风暴雨的诬陷，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全是因为从那十年的灾难中获得了人格力量。
我在“文革”中的弱点，《借我一生》的第五卷第二章“那一叠纸条”里有剖析，结果也必然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我写到，爸爸去世后我发现了他当年在关押地，写给造反派的很多借条。为了我们全家的生存，他在向暴力哀求。由此我痛苦自省，我毕竟没有被关押。如果能与造反派关系好一点，爸爸也许就不必那么苦了；如果我在1968年不拒绝大批判，也许能留在上海照顾可怜的全家了；如果那时跟着写一些附和文章，也许爸爸和全家能早一点过正常生活。
我的这种反思，是###、古远清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要求我做的“反省”、“忏悔”，万万不可答应，就像我们虽然有很多缺点，却万万不可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低头交代一样。巴金先生的解剖是面对君子世界而作的。君子过于自责了，那些人就以为自己是审判官了。
近十年的中国文化氛围，已经与巴金写《随想录》时更加不同。因此，善良的人们更不可天真。决不能把精神世界的审问权，交给那些人。如果交了，将会把朗朗天地重新变成地狱判殿。
2。文人与做人
记者：除去法律，媒体某种程度上代表社会公正。你说过“平白无故把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人在报纸上痛骂，是违反法律也违反道德的。道德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也认为“我国传媒还没有建立‘对立制衡’机制”。除去“道德缺失”、“媒体制衡”、“圈子保护”三重原因之外，造成你的“堂吉诃德式”的搏斗和被“文化群殴”态势的，还有无其他原因？比如你个人行为方式的原因。
余秋雨：原因很深刻，我自己不便解析。我的行为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慎重选择的。就像我以前拒绝造反、拒绝放弃学术、辞去院长、冒险远行、百折不挠一样，选择得非常负责，因此也不会动摇。
记者：很多人对你的批判不肯罢休，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够率真，不肯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污点。换句话说，很多批判是针对你的做人方面。包括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出境率高，被认为是内心浮躁、好出风头。你的某些做法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文人的要求？如，做人要低调内敛，学者要甘于寂寞等。
余秋雨：为了讨好别人不断矮化自己的人，才不率真。把自己身上不存在的污点说成是污点，既侮辱了自己，也侮辱了天理，侮辱了历史。我参加社会活动极少，谁见我参与过什么协会的活动，或出席过什么会议，或召开过自己书籍的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更没有主动上传媒，只是应邀参加了三次电视行动：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欧洲之旅”和在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赛任综合素质评委。可能做得还不错，受到了观众欢迎，引起了那些人的嫉妒，又刺激了有些人的名利欲望，事情就这么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人的要求，今天中国文化界没有人在遵守。这只是少数人希望别人息影噤声的借口。他们自己如果真是“内敛”和“寂寞”的，怎么把我这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当作靶子，年年月月在报刊上大喊大叫？他们这么多人集体高声地喝令一个人安静，已经喝令了好些年，那个人至少也能回一句嘴吧：不安静的到底是谁？
即便是堂堂中央电视台，历来邀请我十次我最多答应一次，现在连一次也不愿答应了。试想，这种情景落到那些喝令者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借我一生》有很多篇幅，写了中国文人的重重虚假。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虚假才出走的。因此，那些人批判我，主要是批判我对一种集体心态和生态的嘲弄。仅仅嘲弄也不至于让他们生那么大的气。他们最生气的是，我把这种出走和嘲弄变作了一系列正面行动，产生了成果，又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接受了。他们也想这样做，却没有勇气，于是就骂。因此，我把骂声当作自己这些年生态选择的注释，把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