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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一旁的我，简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会不理我们的 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 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 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 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 背信弃义，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 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 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 难过了？”
我的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 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 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仅仅是表明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 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 为各派所持立场、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 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 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老 毛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 ，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视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 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 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 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在这个问题上，我原以为 新社会要比国民党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 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 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 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 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 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 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共产党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 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 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 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 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 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 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 ，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 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 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 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 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 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 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 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 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 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 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 。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 。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 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 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 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 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 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 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 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 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 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 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 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 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 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 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 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 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 ，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 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 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 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 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 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 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 从圈外划入圈内。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 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 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 ，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 ，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 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闲聊天，拉帮结伙的搞活动，就好 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 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 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蓝球，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 如此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 打蓝球吧？”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 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 后，告诉我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 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 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 有意思。由此，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 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 把功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 书房，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 话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 草？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 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 “心上长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 “如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 后，父亲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 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 房四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 么康熙时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 允明、文徵明、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澂、康有为等人，以及我当时 就认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