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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食堂平时也可作为生产队的社员会议室。
所以，尽管兵团农场算国家职工，插队的是挣工分的农民，但我觉得还是插队比较自在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离队十天，终于可以往回返了，我归心似箭。
回队第二天我就下地干活去，发觉自己真像个农民，一干活就觉得全身舒服，心里踏实。
平时最不喜欢干的就是洗衣服补鞋袜，真叫人挠头。
一般我是这样安排的：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一个麻袋里，等到箱子里实在没有衣服好换了，我就请一天假，洗一大堆。当然，有时因工作太忙，换到最后一件还是没法请假，就从脏衣服里挑一件稍微干净点的支撑一下。
那天，我在江边洗了好大一堆衣服，够我支撑个把月的，然后又把被子拆洗了。
晚上，我趴在炕上缝被子，让县里来的知青慰问团老何看见，跑到女知青宿舍大喊大叫：“谁去帮他缝被子？”
一会儿来了五六位女知青，老何跟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嘀咕：“他这么辛苦，又要忙队里的事，又要管知青点的事，怎么就没有人帮他洗个衣服缝个被子？”
大家听了笑，我也笑。
其实，这些活我都会干。不要说洗被缝被，还在我15岁父母被隔离审查的那年，我就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弟妹补衣服。
我对大家说：“你们回去，这么点小事，我自己会弄。”
王晓晗抢过我手中的针说：“来都来了，就让我们来缝吧。”
下乡五年，让女知青帮我缝被子，这还是第一次。我站在那里，有点尴尬。
昊宇见我闲着没事，把我叫出屋外，说：“前些日子见你忙，有一件事没告诉你。”
我问：“什么事？”
昊宇说：“老吴这个副队长当得不咋地，上次分猪时社员为什么冲进猪圈自己抓？那是因为老吴知道当天要分猪崽，一大早别人都没起床呢，他就自己先去猪圈抓好了。”
我惊谔：“不会吧？我一大早和他商量时，他同意抓阄的。”
昊宇说：“你去和他商量，他什么都会同意的，因为他那时已经把猪崽子抓好了。那天他眼看着社员到猪圈抢猪崽，为什么连屁都不放一个？心虚呀。”
昊宇那天是配合老吴一起抓阄的，最后轮到老吴抓阄时，老吴说不抓了，报个账就行。昊宇追问为什么？老吴这才支支吾吾地把自己已经把猪崽抓回家的事说了。
我听了只剩下摇头了。
昊宇接着又说：“平时社员对老吴意见很大的，他经常把轻活分给自己的亲戚，从来不愿意上第一线。”
我说：“我也注意到了，原想问题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我要找老吴谈谈心了。”
昊宇说：“你找他怎么谈？这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还是毛主席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说：“那是理论问题，我要谈的不是理论，而是事情本身。”
我找老吴聊了，他光听不吱声。
第二天，我听妇女队长张春芳提醒我：“老吴和刘承新都对你有些意见。”
我问：“什么意见？”
张春芳告诉我：“说你主观骄傲。还有，说你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迟早有一天要被上面抽走。”
我知道，我有点得罪他们了。
老吴是因为这抓猪的事，我批评了他；刘承新是那次牛车工分的事，也结下了梁子。
有意见不怕，就怕不沟通。
下班后，我先去老吴家坐了坐，唠了些队上的事，问他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没啥；然后我又去刘承新的家，闲聊了几句，征求了他最近有些什么想法？他也说没啥。
老吴没有提抓猪的事，刘承新没有提牛车工分的事，我也没直接问他们对我有没有意见。我只是想表达一点：我对事不对人，他们对我如果有意见，无论何时都可以当面交流的。
126、喂马这活 ＇本章字数：196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9 20：53：16。0＇
这一天下班后，曹士英的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知青点找我：“士英前些天腰又犯病了，连井水都挑不了。这个家靠我一个人实在撑不下去了。”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家里三个孩子，大的今年上学，连学费都没有，可士英今年就没挣几个工分，这日子怎么过呀！求求队长能不能给士英安排个能干的活？”
我是看不得眼泪的，对她说：“你先回去，容我想一想。”
上海知青下乡前，生产队有一批当地返乡青年，大都高中毕业，年长我们几岁。
知青下乡后，一口一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被这些人看不起，成了他们排斥的对象。
知青不知道队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只知道他们与贫协的一些老农经常有言语冲突。既然大家相互间不喜欢，那就少来往些罢了。
后来，工作队来队里搞一打三反，有人揭发他们常聚在一起听“黄色唱片”，工作队就将他们当作“××小集团”整了一下。其中杜义田被拿掉了团支书职务，曹士英被劝退出武装民兵。
这时我们才知道，曹士英已故的父亲解放前在瑷珲古城里有一家最大的商店，解放后，被定为当地的“资本家”，这家店后来在公私合营时成了大队部和武装民兵连部。
但他家里毕竟有些“老货”，包括留声机之类。文革初，几个当地高中回乡的青年听“黄色唱片”一事，就发生在他家里。
其实，他们听的“黄色唱片”不过是一张梅兰芳唱的老京戏。
自从这次“一打三反”之后，他们精神消极，情绪对立，牢骚满腹。
四年后我当队长的时候，这些人也大都成家有了孩子，消沉在养家糊口的平冗日子里了。
我是个不想卷入内部政治纠纷的人，平时跟他们没有私下来往。没想到鬼使神差地，贫协安排我在年初一去他们其中之一的杜义田家过年，这才对这些人几年来的苦闷有了一些了解。
我鼓励这些曾经挨过整，在队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出来为生产队出力，但他们总是以“同有些人合不来”为理由而拒绝了，大半年过去，也没什么效果。
曾经年轻气盛的曹士英更是悲观失落。他原先在生产队当马车老板，有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留下了腰伤的后遗症，不能再赶马车，也不能去大田干活。去年分红时，他倒欠了生产队的钱，这根家庭的顶梁柱倒下了。
我能想像得到，曹士英老婆前来向我哭诉，那一定是生活把这对夫妻逼到了无法顾及面子的困境。
作为个人，我同情他，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关心他。
当然，我不能一个人贸然决定此事。在队委会上，我摆了曹士英家的困难，然后又说了一个情况：
“喂了两个月马的老段最近多次提出不想在夜间喂马了，一开始他提出家里只有两床被子，小孩倒有三个，平时他和小儿子睡一个被窝。自从他到马棚过夜后，就一直没盖过被子，说自己受不了。我以为真，就把自己的大衣给他送去了。这几天，老段又找了个理由，说是不习惯夜里干活，他是真不想干了。我也觉得长期这样下去不行，还是换个人吧。曹士英以前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对马匹习性十分熟悉，喂马又不是重体力活，我想就让他夜里喂马怎么样？”
无人响应我的提议，沉闷很久。
刘承新打破了沉闷，提出不同意见：“曹士英父亲原来是古镇上开店的资本家（其实顶多也就算是个小业主），曹士英本人在一打三反中被清出武装民兵，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而且生产队夜间喂马的人连带着要看场院，这集体财产能给曹士英这样的人看管吗？”
说完，他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这可是个阶级路线的大问题呀。”
我解释：“现在生产队真没有什么轻活儿好安排。再说，生产队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但同时也要团结95％的社员，包括出身不好甚至犯过错误的人，像曹士英这样长期无法下地干活，连家都顾不过来，生存都成了问题，我们哪怕看在那三个小孩的份上，也要想办法让人家能挣工分生活呀。”
大家听后虽然仍不吱声，脸色却表露出同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队里的人吧。
刘承新看懂了大家脸色，不再反对，但也不表示支持。
围绕这件事，队委会竟然花费了三个多小时也无结果。我说：“这样吧，把这事报到大队，听大队的决定。”
在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汇报这件事时，郭木森没有表态。
我向他补充了一点：“生产队的权力在贫下中农手里，用不着怕这些人，如果发现他有问题，我随时可以撤换。”
郭木森最后对我说：“生产队的事，你们自己决定吧。”
就这样，曹士英当上了饲养员。
每天夜里，在我回宿舍熬夜看书记日记之前，我都会去马厩看看。
这并不是对曹士英夜间喂马不放心，而是我当队长后一直都有这样的习惯。
很明显，平时寂静得只听见马匹嚼草的马厩，现在总有一个身影在里面忙乎。
曹士英把喂马的谷草铡得细细的，把马料拌得匀匀的，还随手带着铁爪，将一天劳作回来沾泥的马梳得干干净净的。
每次看到我，他的脸上微微一笑，也不说话，继续忙自己的。
十多天后，赶车的老板们说：“现在马精神了。”
再过十多天，社员说：“现在马长膘了。”
我突然悟到：一个挨过整，正处在困境的人，对待来之不易的工作一定会比一个普通人尽心十倍。
我甚至暗暗地庆幸，并且坚定地相信：良心，往往会在无意中让我们做对一些事情。
127、稻籽事件 ＇本章字数：15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7 23：30：10。0＇
一年一度最累的活开始了。
今天稻埂已经叠完，开始拉水耙，撒籽播种了。
晚上下工回来，我们穿的破棉袄上面滚满了泥浆；腰里扎着铁丝，脚上穿着高到大腿的水靴，背着干粮袋，一脸尘土。
我有点上火，喉咙哑了，眼睛也发炎了，白天在稻地水池的阳光反射下，两眼疼痛。
但这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