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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台分外诡异：它来自台湾，偷运到厦门，在大姐手里断了线，特务发现游击队已经得到它，三哥却又潜回厦门寻找电台下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游击队得到的是另一部电台，准确地说不是电台，是一架老式收音机，三哥设法在收音机电路上加装两根铅笔粗的铜线圈，外加一条T形天线，利用它们发射电波，完成无线联络。由于收音机比较老旧，质量不好，游击区缺乏电气设施，技术条件较差，改装后的电台运行不正常，故障屡出，联络时断时续。因此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老李担心未来解放军进军福建时，它无法及时传递情报和指令，要求吴春河帮助解决问题。
三哥问姐夫：“能从台湾弄部新电台吗？”
从台湾的军火库里设法搞一部电台，或者通过某些途径从日本、中国香港甚至美国进口一部电台，都有渠道做，问题是需要时间。而且特种军事物资敌人控制非常紧，容易引发注意，从台湾把它运回大陆，送往游击区，路途很长，环节很多，容易出岔子。一旦出岔子，那就不是一部电台出问题，严重的话会引发地下组织和人员的暴露，造成重大破坏。此刻解决问题的上策应当是找到被大姐藏起来的那部电台，敌人误以为它已经到了游击队手里，因此有利于悄悄寻找，如果能及时找到，会是事半而功倍。
三哥说：“姐夫帮助猜猜谜吧。”
姐夫与大姐共同生活多年，是大姐的伴侣与领导，对大姐的了解会比弟弟妹妹要深，大姐留下的谜团有赖于他帮助破解。
姐夫详细了解了大姐出事前后的情况。按常理说，大姐知道自己面临生死危险，应当对后事有所交代。她有两个机会，一是澳妹与她住在旅社的那天晚间，可以把事情交代给澳妹；另外一个是次日凌晨，她和同志救出三哥，被敌军警追捕，她应当抓住最后机会妥为交代。奇怪的是她都没有做。没对澳妹提起，很可能因为她不想把澳妹牵扯进来，或许也有不放心。但是她应当告诉三哥。
“那天清晨她一句都没提起吗？”姐夫询问。
提到了。当时情况危急，大姐在飞快逃奔的吉普车上迅速交代事情，她告诉三哥赵副官和小陈是自己同志，她把这两个人交给他，由他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出岛，带到游击区去。她还吩咐不要使用三哥给她的交通站，她觉得那个站情况不对，可能已经出了问题，被敌人控制。
三哥一听立刻发急：“阿姐！电台呢？”
“电台安全。”大姐说，“还好我有提防。”
“没交出去？”
要是交出去，估计她回不来了。大姐带一只皮箱到漳州，故布疑阵，跟踪特务以为东西在里边，补锅的爆米花的一起出笼，暗处不知还藏了多少特务，只等一声号令一拥而上，连人带物当场捕获。没见东西送过来，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三哥追问大姐：“现在它在哪里？”
大姐没说。当时车开到一个拐弯处，山坡上林木茂密，有相思树，还有一丛一丛的三角梅，红的紫的，满树满山。趁追击者的视线被林木遮挡，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小陈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小陈赶紧逃走。三哥争不过，被她拿着短枪驱赶下车。
她把车开走前，三哥再次追问：“阿姐！电台呢？”
“阿康记住：活下去。”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提到电台安全，却没交代被她藏在哪里。
“会不会一时紧张，只想让我们快走，没想起来？”三哥问姐夫。
以姐夫对大姐的了解，不会。大姐是急性子，心却细，从不误事。
“车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她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吗？”三哥分析。
按照秘密工作规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但是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单独讲，只能一起说，总比没交代好。赵副官和司机小陈都是大姐自己发展的同志，大姐相信他们，依靠他们一起解救三哥，不需要如此防范。
“会不会是她说了，或者暗示了，但是你没注意？”姐夫问。
三哥反复回忆，大姐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电台下落，也没有作任何暗示。
“她跟你说的，还有跟澳妹说的，有什么一样的话？”
只有一句，要他们活下去。生命受到威胁之际，她让自己去赴死，让亲人活下去，大姐就是这样的人。
姐夫思忖了好一会儿，点点头：“在这里。”
“什么？”
大姐的交代在暗语里，她的“活下去”既是明话，也是暗语，她让亲人们不畏艰难，坚持活下去，同时也把电台的踪迹藏在里边。
“在你们家后院的水井里。”吴春河断定。
三哥大张嘴巴，好一阵说不出话。
姐夫要三哥别操之过急，柯子炎不久前到家中查过姐夫，眼下一定还盯得很紧。为安全计，等一段时间，待风声稍平，敌人注意力转移后再设法回家去找。
姐夫离开游击区，由一位交通员领着秘密下山，踏上归途。
这一路风平浪静，台湾海峡波澜不起。几天后顺利到达台北，姐夫没有回到早先供职的报馆，隐身于一家贸易商行，以填写各种报表的商行低级职员为掩护身份。
这时相关地下人员已经奉命隐蔽，谢德灵认识的人，包括台南的六人小组、谢德灵在台北发展的组织成员，以及跟谢曾有过工作接触的其他人员，都按姐夫的要求各自深潜，防范于未然。吴春河回台湾后，岛内没有更多意外情况发生，大陆那边的叛徒老徐供出台湾一些地下同志，其中有人未及撤退，被军警捕获。
吴春河掌握的这一批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组织关联，不受牵连。此刻大陆形势发展迅速，解放军占领上海，推进东南，台湾地下同志群情振奋，急于投入斗争，迎接解放。
吴春河说：“这个时候格外需要耐心。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
几天后，当局军警宪特在台岛南北同时行动，集中力量展开大搜捕。一时间警车呼啸，各大交通要道路口关卡林立，过往车辆行人被拦截盘查，一些重点地段重兵云集，全副武装的军警敲开居民人家，入室查验证件，搜捕可疑人员。
基隆一位地下负责人落入敌手。这位同志姓庄，早年在台南，是谢德灵六人小组成员，小组解散后，吴春河派他到基隆开展地下活动，成为一方负责人。谢德灵出事后他隐蔽乡下，日久无事，警觉放松，那一天化装成进城农民，悄悄回城办事取东西，落脚在一家熟悉的茶馆。当夜特务突然堵住茶馆搜查，他从后窗跳窗逃跑，未能逃脱。
吴春河得知消息，满心焦虑。他一边小心躲避当局的大搜捕，一边安排基隆地下人员紧急疏散，同时迅速了解各地情况，发觉大搜捕全面铺开，却也不乏重点，与谢德灵有关的几个人无一躲过，他们的家以及经常活动之处全部被敌军警光顾。
好在几人都已隐蔽，且警惕不失，没像基隆那位老庄跑到茶馆过夜，因此目前人都安全。
据目击者描述，特务在茶馆抓人时，茶馆外街上停着一辆轿车，有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站在车旁抽烟，体貌特征与柯子炎相仿。吴春河推测柯特派员杀回了台湾。新情况是否表明谢德灵没有撑住，已经叛变？闽南地下党没有传递这方面消息。谢德灵与当地没有联系，即使叛变，不会给当地造成多大破坏，因此闽南地下党可能没有察觉。
这年天气异常，台风来得偏早，初夏时节就有强台风登陆台岛，全岛风雨大作。
有一个特殊客人在军警大搜捕的恐怖气氛中，顶着台风大雨来到台北。客人来自香港，是吴春河的上级老林，吴春河到香港接头时，是他听的汇报。
他俩在台北一家小旅馆里见了面，老林说：“老吴辛苦了。”
他已经知道吴春河在黄狮坑历险的情况，也知道军警正在台湾岛上大搜捕，这种时候他冒险前来台湾进行工作安排，只因为一个：解放战争迅速发展，国民党残余力量正在快速撤往台湾，并加紧镇压地下党活动，这里的工作更其艰难，也更其重要。
吴春河说，他们知道黎明前最为黑暗，已经做好迎接最艰难时刻的准备。
老林向吴春河了解谢德灵案情况，作出一个决定，要求迅速撤离相关人员，只在台湾隐蔽不够，应当把他们尽快疏散到大陆去，设法送到福建沿海，安排到游击区。解放军很快将解放福建，接下来兵锋指向台湾，这一批台湾干部非常宝贵。
吴春河说：“也需要一批人留在这里工作。”
老林同意留下一些没有暴露的继续坚持。
“老吴你带队撤。”他指示。
“把别人留在险地，我自己先躲？”
老林坚持让吴春河离开。不管谢德灵情况如何，吴春河早已是敌人追捕重点，此刻留在台湾比谁都危险。吴春河在台湾工作多年，打下很好基础，如果在这里出意外，于大局于今后都非常不利，让他带人撤回大陆是保护工作骨干，为了今后发展。所谓人在线在，眼下人最重要。台湾这边的工作不必担心，上级会派得力干部加强。
吴春河说：“能不能让他们先撤，我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再走？”
老林问：“岛上还有什么大事情吗？”
吴春河承认他还在设法找一个人，是亡妻的父亲，这人的情况比较特别。
他给老林讲了柯子炎，以及“钱以未连线”。
老林吃惊：“这事不寻常。很重要。”
老林认为应当向上级报告，也许上级那里掌握有线索。这件事不会太简单，短时间内不一定就能搞清楚，吴春河该撤先撤，老林会安排人接手了解。
虽然心中有所不甘，吴春河还是服从老林决定。按照老林的要求，他布置相关人员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分几批撤退，从北部和南部分别出发，让大家通过关系各自选择安全渠道离岛，约定了会合地点和方式，以及各应急处置方案。
有一封信几经辗转送到了吴春河手中。
还是吴春福，“山本武藏”，来信的原因还与颜俊杰相关：颜俊杰找到吴春福，说有一个姓柯的人传话，吴春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