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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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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当年的小火轮,顺九龙江从漳州经石码跑到厦门报信。

母亲一听大姐的消息,这边放下一颗心,那边又火冒三丈。

“让她去死!”她骂,“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忤逆死崽!”

她居然找来一支竹篾,要跟大舅到漳州,拿那东西痛抽大姐。大舅劝告母亲算了,让孩子在他那里多住几天,等回心转意,他再送她回家。母亲咬牙切齿让大舅传话,不许大姐在漳州读书,如果不听话,她从此再不认这个女儿。

大姐还是那句话:“我永远不回去。”

她考上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成了那里的学生。

从那以后在我们家中不许提到大姐,母亲一听大姐的名字就暴跳如雷,又是死又是鬼,骂不绝口,话里没有一个好字眼。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多,在我们已经差不多被迫忘记大姐存在的时候,母亲自己开始缄默不语,不再动不动骂死骂活。只是经常抱怨自己命苦,儿女养大一个走一个,没有一个该死的能守在家里帮她。我知道那时她已经在想念大姐,我几次撞见母亲在厨房里、后院水井边独自暗中垂泪,我能猜出她是为了什么。我们家这些孩子里,大姐最会跟她顶撞,其实也最会帮她。

除夕前,大舅把大姐送回了厦门。

大舅说:“过年了,多讲吉利话。”

哪怕不是过年,我相信母亲对大姐也已经失去了她的言语杀伤力。母亲脾气躁,骂人一向没有好话,对自家人尤其敢骂,死啊鬼啊从不离口,用本地话形容,那不叫骂,是“詈”。无论是詈还是骂,到了大姐回家的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没有言语。

她不说话,大姐也不说话。大舅劝了两句,返程赶回。

第二天凌晨,母亲起身洗衣,后院水井边,大姐已经在打水忙碌。那时母亲哭了,大姐也跟着哭,母女冤家在水井边哭成了一团。

寒假过后大姐回学校上课,母亲为她收拾衣物,没再试图阻拦,还在她的书包里塞了一个护身符。我所就读的小学开学比较迟,大姐提出带我到大舅家玩,母亲也没阻拦。我跟着大姐坐江轮到了漳州,在大舅家住了一星期。

有一个晚间,大姐有事匆匆出门,我缠着要跟去,说是大舅家孩子都大,没有谁跟我玩。大姐推说天气很冷,街上很黑,不让我跟。看我满脸失望,她骂了我一句馋鬼,给我穿件棉袄,拉着我的手出了大舅家门。

大舅家街头转角有一个酥饼摊,烤的酥饼薄得跟纸一样,脆得一咬就碎,热乎乎的刚从煎锅里出来,又便宜又好吃。每次跟大姐经过那个摊子,我都看着酥饼眼睛发直,总被大姐骂作馋鬼。我吵着跟她走,实是因为嘴馋。

她拉着我的手去了酥饼摊,买了个饼塞在我手里,然后让我回大舅家。“阿姐我要跟你。”我赖她。

她只好带着我。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途经一座教堂,当地人称“天主堂”,再从一条小巷进入一个大房子。

有许多人聚在房子里,男男女女,大都与大姐年龄相仿。我看到他们给大姐戴上一个发套,让她长出一根长辫子,给她换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棉衣,让她敲一个小碟子唱歌。忽然间有一个老人拿出鞭子抽她,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跳出来,把老人手中的鞭子抢走,还说了很多话。我坐在一旁矮竹凳上,看得目瞪口呆。原来那是演戏,不是真演,是排练。他们排的戏叫做“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戏。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要起来抗日,戏里讲了这个道理。我年纪小,道理还不太懂,那出戏却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戏里的老头出了岔子:他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嘴唇上粘的两撇假胡子突然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哄笑,气得大姐朝他嚷嚷。还有戏里跳进来抢鞭子的年轻人最让我吃惊,我记得他是大姐小学的一个同学,早几年他到过我们家几次,好像叫什么“阿国”。没想到他也跑来这个排练场。

这是大姐他们的剧社,他们在这里排戏,大姐在这出戏里当主演。她的声音很好听,银铃一样,情绪饱满,让人揪心。她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好看,浑身散发着光彩。

她交代我,回去后千万不能告诉母亲,别说她在这里参加剧社,跟大家演抗日戏,不要说阿国也在这里,什么都不要说。

“免得阿姆把我骂死。”她说。

我问她演戏不好吗?她说如果不好他们怎么会去做?他们不是为了演戏,是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讲只是怕母亲担心。

剧社里的人开我玩笑,说这小妹眼睛大大的,东张西望,一看就会演戏,让她也来剧社吧,给她一个角色试试。大姐开玩笑说可以啊,等我们家澳妹长大了。那时大家哈哈笑,都挺快活,没想到转眼就出了大事。事情起因在我:我年纪小,爱犯困,在剧社半懂不懂看排演,止不住瞌睡,大姐看我不停地打哈欠,像是撑不下去了,骂了我一句:“不让你跟,偏要来。”她把棉袄给我套上,打算领我回家,守在一旁的阿国拦住她:“天晚了,不要自己走。”

大姐也不客气:“你来送,让你管生管死。”

阿国好说话,当即起身,跟着我们出了剧社。刚出大门,忽然有四五个黑影迎面而来,大姐拉着我往巷道边靠,让对方过去,却没想到对方反而逼过来挤我们。跟在后头的阿国几步跑上前,喊了声:“你们什么人?做什么?”

对方不吭不声,忽然围住阿国。他们竟然带着家伙,没等阿国再问,有人在暗中抡起木棍,一棍打在阿国头上。阿国失声痛叫。急切中,大姐把我往身后一推,用身子护着我,大喊救命。那几个人扑上来打大姐,大姐赤手空拳与之相搏,还好剧社里的人闻声追出,几个黑影一起收手,转眼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三人被扶回剧社。大姐莫名其妙挨了几棍,没打到要害,并无大碍,但是一进屋子她就大惊失色,因为两手都是血。大姐急坏了,拉着我从头摸到脚,只怕我被坏人打伤。这时她身边“扑通”一声响,阿国一头栽倒于地,引得身边人一起大叫。

大姐手上的血来自阿国,那些人不仅带棍子,他们还在阿国肚子上捅了一刀。起初阿国没在意,还能走进屋子,忽然间感觉不对,立刻就倒了下去。

大姐抱着浑身是血的阿国喊叫,声嘶力竭。但是没喊回来,阿国死在剧社里。我整个儿吓傻了,哭都哭不出来。

警察赶到,把剧社里的人都抓到牢里,先行拘留。我跟着大姐在牢里坐了一个晚上,彻夜无眠。第二天下午颜俊杰闻讯赶到,才把我们姐妹保出监牢。

大姐头发蓬乱,身上衣眼上全是血。她抱着我坐在牢里时不声不响,一见颜俊杰,她的眼泪突然哗啦啦流了下来。

颜哥说:“还好。万幸。”

颜俊杰是我大哥的小学同学,我管他叫颜哥。从我依稀记事时起,他就在我们家晃来晃去,跟大哥特别要好。他一直对我大姐很上心,看到大姐安然无恙,他松了口气。

大姐哭:“阿国死了。”

颜哥说:“你们没事就好。”

两天后颜哥把我送回厦门。剧社刚出这么大的事情,大姐不能离开,特意拜托颜哥护送,行前再三嘱咐,让我管住自己的嘴,不许多说一个字。

“不要把阿姆吓死。”她说。

后来这件事还是让我给露了馅。

回厦门后我牢记大姐的交代,无论母亲怎么打听,从不提起剧社和阿国。不料有一天漏了句嘴,提起那些人说我眼睛大,可以去演戏,但是我不敢,因为演戏会死人。母亲起了疑心:“谁死了?”

我不会说谎,母亲一追问就心里发慌,最后吃不住劲,都坦白了。

母亲没给我吓死,但是急坏了:“要死了啊!”

我知道自己闯了祸。

母亲捎信让大姐回家一趟,大姐回了口信,说学校里课多,得等些日子,母亲不听,再捎信要大姐回家。拖了一个来月大姐终于回来了,却没有直接回家见母亲,她去了我读书的小学,守在门口,在放学路上拦住了我。

我一见她就哭,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都招了?”她问我。

我承认。

“果然。”她不高兴,“怎么一下就叛变了?”

我真是没想叛变,但是我抗不过母亲。

“澳妹太老实。傻。”她说。

她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别哭。年纪小不懂事,长大就懂了。我抹着眼睛问她现在怎么办呢?她说不要紧,阿姆迟早要知道。

当晚,大姐和母亲两人在楼下厨房说话,整整说了大半夜。她们不让我听,把我赶到楼上做作业,然后让我赶紧睡觉。整个晚上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她们像以往那样互相喊叫,怕母亲动手打大姐,也怕大姐还手。在我的提心吊胆中,楼下厨房传出嗡嗡不绝的声响,显然她们谈得并不轻松,但是始终没有激烈的动静。第二天一早大姐离开厦门,返回学校。走之前她到厨房跟母亲告别,母亲一声不吭。我在那里帮母亲淘米,大姐揪了一下我的辫子,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母亲看着大姐的背影,一时竟像傻了一样,她的眼神里充满担忧,还有恐惧。“会死啊。”母亲感叹,自言自语一般,“会死啊。”

我吓坏了。

那年夏天出了大事: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当年末,厦门岛上人心惶惶,到处传说日军马上就要进攻厦门。隔年一月底,大姐回到厦门过寒假,只待了短短几天,大年初四又匆匆返回漳州,说是学校有事。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的行动,听之任之,她愿回就回,想走就走。谁料仅仅只过了半个月,大姐突然又回到厦门,没说是什么事,只讲回家看一看,住一晚,第二天就要离开。“不能多住一天?”母亲问。

她只有一天时间。

她给母亲留了钱,让母亲补贴家用。她还交代了一句话:“澳妹比我乖,是块读书的料,阿姆让她一直读下去吧。”母亲问钱怎么来的,大姐说是从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她还在学校附近一所小学兼教夜校,人家给了点报酬。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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