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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校区的孩子们与校园律师心生恐惧。”他在拉姆斯礼拜堂诉莫里奇斯中心校区案的协同意见中写道。斯卡利亚认为，莱蒙案事实上赋予了法官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他们认为怎么样算公平，就会怎么判。斯卡利亚的看法正好与之相反，他认为，法官应当依据制宪者本意，适用明确的规则，而宗教与公共生活彼此纠结的漫长历史，已为人们理解宪法原意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校园内的祈祷、政府建筑内的宗教陈设、官方举办的宗教庆典——既然这些在宪法制定时已经存在，就意味着制宪先贤也允许它们延续至今。斯卡利亚相信，制宪者制定禁止确立宗教条款的意图，在于防止全国皆信一教，或者政府支持一教，打压其他宗教，如果政府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自然也就无可厚非。因此，斯卡利亚认为宪法不但允许，而且鼓励政府卷人宗教事务。
斯卡利亚至少有一点说对了。尽管已经有6名大法官批评过莱蒙检验规则，但它之所以仍能在最高法院内阴魂不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奥康纳的支持。在教会国家关系问题上，奥康纳的投票也经常摇摆不定，估计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在这方面到底属于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对奥康纳来说，中间温和派路线曾是她的司法理念。她在最高法院内散步时，经常去数那些漂亮的金属灯柱。“看这些灯柱的底部，”她曾说，“下面都由海龟图案环绕，它们托起整个灯柱。这就像我们最高法院。缓慢又顽固，但从不轻易偏向任何一方。”奥康纳笃信，稳定如一即是美德，她自己也正像一只海龟，背负着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缓步向前。
临近克林顿第一届任期之末，一起案件让斯卡利亚与奥康纳在教会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暴露无遗。与往常一样，简单事实又导致最高法院得出了复杂结论。1993 年秋天，俄亥俄州一些市民组织打算在州议会附近一处10英亩的广场上办一个假日展览会，当地政府允许人们在广场上放一棵大圣诞树，也答应当地犹太人教会在那里摆设烛台，却拒绝了当地的三K党组织在广场竖起一个拉丁十字架的请求。政府认为，如果在公共场所放上这么一个十字架，就意味着“确立”宗教，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俄亥俄州三K党头目文森特·派因特（Vincent Pinette），为争取竖立十字架的权利将当地政府告上法庭。
1995年，最高法院以7 ： 2的票数宣布三K党有权在议会广场竖起十字架。围绕该案，最高法院内部居然产生了 6个含糊不清的不同意见，它们或是不赞同个别人的意见，或是不赞同部分群体的意见。斯卡利亚和奥康纳都支持三K党的合法地位，但推理过程却截然不同。（斯蒂文斯和金斯伯格持异议意见，他们认为允许三K党竖起十字架就是违反了禁止确立宗教条款。）
在斯卡利亚看来，问题非常明确。宗教言论与其他任何言论一样，都应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同等保护。“根据先例，私人宗教言论并非脱离第一修正案的孤儿，也没有被隔离于私人表达之外，它应当受到言论自由条款的充分保护。”他写道，“事实上，在英美历史上，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宗教言论的，如果言论自由不包括宗教言论自由，就像哈姆雷特没有了王子头衔。”的确，政府不得自行悬挂宗教标示，但是，既然我们政府允许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公共广场发表言论，就应当允许基督徒、犹太人甚至三K党徒在那里设置任何宗教标示。对斯卡利亚而言，禁止确立宗教条款“针对的是政府言行。它从来不是针对私人的宗教言论，最高法院也永远不能作此解读。”
奧康纳完全不同意他的意见。她认为，私人宗教陈设一样可能违反禁止确立宗教条款，如果它“会令通情达理、见多识广的人们产生合理怀疑……以为该州支持该宗教或某一特定教义”。在哥伦布市，人们当然不会认为州政府会支持并认同三K党的十字架，所以该组织有权竖起它。奥康纳以弹性标准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莱蒙案提出的标准颇为类似。问题在于，这一标准估计连大法官们自己都无法清楚界定，更别说那些“通情达理、见多识广的人们”了。斯卡利亚用他惯有的刻薄语言（尤其在涉及奥康纳时）宣称，奥康纳的意见是“无凭无据”的“奇谈怪论”，还会“招致混乱”。还好，这次两位大法官总算在判决结果上达成了一致。
在1995年，奥康纳完全可以对斯卡利亚的长篇大论不屑一顾。14年的最高法院生涯，已经让她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信。如果她的意见在下级法院未能得到很好施行，她会认为，观点正确比观点一致更重要。“我们是一个普通法法院，没有前路可供依循。”她会说，“当然，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制定’法律。”奥康纳乐于看到那些与十字架、烛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案件都在最高法院的待审案件目录上，等着她来决定乾坤。
接下来，塞库洛等人努力的方向，将是争取使一些政府职能被移交给私人或宗教组织去处理。在谋划下一步的诉i公策略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奥康纳会怎么做？”
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简称见证人、耶证）：1870年代末，由查尔斯。泰兹。罗素 （Charles Tazc Russell）在美国发起的基督教非传统教派。现时已发展至遍布全球，信徒人数趄过六百万人。早期以《圣经》研究者为名称，直至1931年，耶和华见证人依据《旧约。以赛亚书》43：10“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是我所拣选的仆人’”，为自己的团体命名。他们坚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且认为信仰应该完全以《圣经》为依据并寻求其指引，其最高机构为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总部的中央长老团。
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以8 ： 1的票数作出了判决。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撰写了多数意见，他强调，法院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必须在“自由和权威的冲突中寻求协调。但是，当所涉及的自由是宗教的自由，而权威又是保卫国家民众的权威时，司法的良心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在这一考验中，当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利益相抵触时，当事人并不能推卸其政治责任。而向国旗致敬就是这样一种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对此，斯通大法官表示了惟一的异议，他写道：“本案所表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作法理应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禁止，也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大可不必强迫孩子们承认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诱导他们自动表示忠诚是一回事，强制他们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他进一步阐述说，宪法“对公众自由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对人们心智和心灵自由的保证，对合理地表达这种心智心灵的自由及机会的保证”。
判决作出后，美国各地都发生了迫害耶和华见证人的事件，他们因不愿意向国旗敬礼而受到暴民的袭击与驱逐，活动场所被焚毁，并被视为“纳粹代理人”，政府为保护他们，有时不得不把一些信徒关进监狱。然而，在纳粹德国，所有宗教团体中，只有耶和华见证人拒绝听从希特勒政权的种种要求：如坚决不做希特勒式的敬礼，也拒绝宣誓效忠国家和国家元首，其儿女也不加人希特勒青年团，更不参与任何军事活动。在德国，纳粹统治期间共有6262人被捕，2074人被关人集中营，大约1200名信徒丧生，其中270人因良知缘故拒绝参与军事服务而被处决。
瑟古德·马歇尔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代言人，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则是女权运动的代言人。
第8章 格格不入
很少有律师会在出席最高法院庭审前，花时间考虑“克拉伦斯会怎么做？”奥康纳早已奠定她在最高法院判决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托马斯却一直扮演着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经常以局外人自居，不在乎自己的意见究竟是促成了多数意见，还是纯属多余。他就是这么一种大法官，既不会被同事所影响，也不可能影响到同事。
在言词辩论阶段，托马斯向来很少发言。他是惟一一位经历过野蛮的确认大战煎熬的大法官，也是大法官中惟一一位非裔美国人。他比大多数同僚都要小上10多岁，交际圈也格外与众不同，经常参加全国汽车比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ock Car Auto Racing， NASCAR）组织的汽车野餐会（那里没几个人认识他）和右翼活跃分子组织的沙龙（他在那里很受尊敬）。他是最和善、最温和的大法官，却也是最易怒的。他看不上自怨自艾的人，却又顾影自怜。没有一位大法官跟他有丝毫相像之处，无论是在哲学上、法理上，还是为人处事上。
托马斯巳在最高法院度过10年时光，大法官中，数他的司法立场最直截了当。他是伦奎斯特法院迄今为止最保守的成员，或许也是“四大黑暗骑士”以来最保守的大法官，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绰号，相关4位大法官也在新政期间陆续退休。如果托马斯的意见都成为多数意见，那可不仅仅是创造先例那么简单——罗伊案将被推翻，宗教陈设可以随意进入公共领域，死刑判决将全部被核准——整个国家都将为之改变。他在贸易条款案件洛佩兹案中所持的观点，简直有改天换地的倾向。在该案中，托马斯加入了伦奎斯特撰写的多数意见，该意见推翻了国会制定的《校区禁枪法》。托马斯在协同意见中声称，最高法院的判决还应当走得更远。
“个人认为，我们的判例法已偏离宪法贸易条款的原意。”在开始对“贸易”一词的含义进行长篇大论的分析前，托马斯写道。他认为，“制造业和农业”都不再是18世纪时的含义。因此，托马斯提出，任何与制造业和农业有关的联邦法律都是违宪的。美国两百年来的发展变化都未尊重立宪者原意。“即使贸易与其他事务的界限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