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义的思路，宣布尊重当地民选官员对公共用途的界定。他写道：“我们拒绝对新伦敦市已慎重考虑过的发展规划进行事后评判，也拒绝评判新伦敦市为达到发展经济的公共目的，而作出的关于土地如何使用的决断。”
但大法官们，尤其是斯蒂文斯，对此案可能激起的情感共鸣完全判断失误。判决使城市方面完全可以将征用的私人土地交给私营业主，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不受抑制的政府权力的担忧。奥康纳显然比同事清醒，她非常清楚公众会如何看待这一判例，她在异议意见中写道：“私有财产现在普遍受到了威胁，政府只要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就可以任意征用所有私人私产，只要立法机关认为私营业主的使用方式有利于公众，就随意把征用的私产移交给他们。”（奥康纳与布雷耶站在对立立场的案子不多，这起案件算一个。）无论如何，凯洛案的判决都是一次倒退。
当晚，特丽·夏沃事件后那种“群魔乱舞”的情形再次上演。保守派势力并没有把凯洛案看作司法克制主义的成功，而是将其视为大政府主义的胜利。汤姆·迪莱将之称为“一个恐怖的判决”，还说，“国会不会袖手旁观，让一个不负责任的司法机构作出如此荒谬的一个判决”。迪莱与约翰·科宁分别在众议院与参议院四处活动，呼吁政府拒绝为那些擅自动用征用权，强迫人们为盈利性投资出售私产的地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为了达到骇人听闻的效果，杰伊·塞库洛甚至宣称凯洛案判决将导致政府对教会土地的没收，把这个案子当作抵制最高法院的有力武器。
对最高法院的敌意正迅速蔓延，而且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一位名叫洛根·达罗·克莱门特（Logan Darrow Clements）的保守派激进分子写信给苏特的家乡新罕布什尔州韦尔市政府，要求征收大法官的农场，把它改造成“迷失自由旅馆”，以“甜点咖啡馆”为特色。克莱门特写道：“征用行为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旅馆可以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还可以推动韦尔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政府带来高额税收。”第二年，韦尔市竟真的为此举行了一次投票，苏特的农场以1167 ： 493的票数得以保全。（当然，即使票数对苏特不利，当地政府也不会真把他家的地给征用了。）出于对本案的慎重回应，个别州甚至加大了申请征用权的限制条件。（某种程度上，这类做法反而对斯蒂文斯有利，因为他在意见中写道，如果宪法允许这样运用征收权，各州当然可以自由地限制这类行为。）
布雷耶对最高法院遭遇的连番攻击失望之极。他多次重申，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没有指示各地政府征用土地，只是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动用这类措施。即使有不满，也应该发泄到那些征收行为的发起者身上，而不是针对大法官们。事实上，保守派掀起这场风波的时机，正好与大法官人选的确认时间重合。它将聚合社会与经济上的保守派力量，共同反对一个“自由主义”的最高法院。
罗伯茨法院的第一个开庭期之初，奥康纳尚在审判席上，最高法院的待审案件目录上充斥着无关紧要的案子。新任首席大法官一直推动同僚们作出比较“窄” （narrow）的判决，并尽可能达成全院一致意见。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罗伯茨倡导在判决中尽量贯彻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在一个判决上，大法官们之间达成的共识越是宽泛，它所仰赖的理由就越是尽可能地窄。”一开始，大法官们都很给新首席大法官面子，尽量满足他的愿望，全院意见一致判决的比例也逐步增高。每次开会时，罗伯茨也会改变伦奎斯特时代的做法，尽量延长讨论时间，因为讨论时间越长，就越有利于大法官们接纳彼此观点，并将其体现在自己的意见中。罗伯茨个性开朗、性情温厚，也没有伦奎斯特那样让人时刻挂心的健康问题，最高法院的气氛很快又变得活跃起来。
除了管理之道，罗伯茨还充分展示了自己熟练高超的司法技艺。他起草的第一份重要判决涉及同性恋权利、学术自由和军事权力等多个领域，并最终赢得了全体大法官的一致同意。从这起案件人们可以看出，即使在法律界，法学院自由派教员与国会保守派多数的裂痕也正急剧加深。经过克林顿时代围绕军中同性恋问题产生的一系列纷争，多数主要法学院已禁止军方招募人员进人校园，理由是军方拒绝招募公开的同性恋人士，这违反了校园歧视政策。学校怠慢军方的做法招致了部分保守派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成功推出了“所罗门修正案”（Solomon Amendment）。这条修正案规定，接受联邦经费补助的高等院校，包括法学院，必须允许军方招募人员进入校园，否则，政府有权取消对他们的联邦经费补助。于是，一些法学院教员提起诉讼，称该法案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下的言论自由条款。
在罗伯茨起草的判决意见中，最高法院一致支持了“所罗门修正案”，驳回了法学教授们的主张。罗伯茨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谤语概括，那就是：“谁付吹笛钱，谁有点曲权。”（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他写道：“国会当然有权在提供联邦资金补助的同时，任意设定合理、明确的附加条件，教育机构也没有接受的义务。”他认为，这起案件根本与言论自由无关，“所罗门修正案既没有限制法学院可以说什么，也没有要求他们必须说什么。总而言之，所罗门修正案是对行为的规制，而非针对言论”。罗伯茨以这种方式化解了潜在的激烈争议。
同样的技巧也体现在他第一次遭遇堕胎案件时。2003年，新罕布什尔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医生在为未成年少女做堕胎手术前，如果未经父母一方同意，必须事先经过至少48小时的提示期。但是，医生如果觉得堕胎手术“对挽救未成年人生命确有必要”，可以省略这一提示过程。本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州是否应同时规定另一个例外情形，即未成年人健康受到威胁时，是否可以省略掉那48小时提示期。数十年来，最高法院一直支持堕胎法中的“健康”例外，但反对者们也为此争论不休，他们认为，上述例外的范围过于宽泛，相当于没有设立任何限制。该案虽然只涉及法律的一个狭窄角落，但在最高法院里面，从来是“堕胎无小事”，更何况它恰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了解罗伯茨法院将如何处理堕胎这一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但是，罗伯茨再次回避了主要矛盾，并取得了全体大法官的支持。尽管新罕布什尔州出台的法律只是部分内容存在争议，但下级法院已宣布其整体无效。因此，大法官们决定从程序上处理该案，将它发回原审法院，作进一步审查。（或者，寻求某种折衷的解决方式。）这种尽可能回避热点争议的意见，正是奥康纳的拿手好戏，罗伯茨自然也就顺水推舟，把意见撰写任务分给了她。
阿约特诉北新英格兰计划生育中心案（Ayottc v。 Planned Parenthood of Northern New England）的判决，将成为桑德拉·奥康纳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法官生涯中撰写的最后一份多数意见。“今天，我们不讨论堕胎先例，”她在开头写道，接着概述了那部法案的内容。“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支持州颁布关于父母亲介人堕胎过程的条例，就好像当前这部法案，直到今天，我们对这类条例存在的必要性也没有产生过怀疑。”她写道。至于对堕胎的法律规制，它们仍应受“不当负担标准”的检验。她接着写道：“新罕布什尔州并没有质疑本院先例支持的观点，即只要堕胎手术是‘基于合理、适当的医疗判断，为挽救母亲的生命或健康’而实施，州不得对其加以限制。”这段话的引文来自凯西案的判决意见，后者转引自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
枯燥的法律语言反而遮蔽了这份简短意见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它意味着奧康纳个人的辉煌胜利。与许多美国人一样，奥康纳认为未成年人堕胎必须通知父母。但是，她同样抱着与多数人相同的想法，那就是并非所有堕胎都应被禁止。在她看来，对堕胎的限制不得危及“母亲的生命或健康”。1981年，她进人最高法院时，其他大法官没有一个人认为关于堕胎的法律应接受“不当负担标准”的检验，但是，奥康纳不仅创设了这一标准，还说服绝大多数大法官接受了这一提法。她单枪匹马，在许多最富争议的领域重塑了最高法院的司法立场。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和迎合了多数美国人的愿望。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其他女性，甚至只有寥寥数位男性，对他们的国家起到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2006年1月18日，奥康纳宣读了阿约特案的判决意见。此刻，她对最螅ㄔ旱挠跋斓降谆鼓艹中嗑茫言嚼丛讲坏枚�
征用权（eminent domain）：指某一政府实体为公共目的，征用私有财产尤其是土地，将其转为公用，同时为其征用支付合理补偿的权力。 征用权主要体现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与州宪法中，不过最高法院一直认为此种权力先于第五修正案而存在。若任何财产被定为公用，就不能免于被征用；国会不仅有权征用任何土地，而且无须征得州同意，也不管征用是否会对州项目产生影响。同时，州也享有此项权力，并且该权力并非立法机关所专有，它可被授予行政机关，甚至是实施公共目的的私人组织。征用权是被附加了严格限制的权力，其核心要件有二：财产仅为“公共用途”（public use）方可征用，且物主必须得到合理补偿（just pensation）。
司法最低限度主义（Judicial Minimalism）强调个案正义，关注具体个案中的特定事实问题。其主要特点在于“窄”与“浅”。所谓“窄”，是指最高法院判决案件时，只解决手头的案件，而不对其他案件作出评价，除非这么做对解决手头的案件确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