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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金斯伯格一直对自己在异议意见中的克制态度引以为荣，在此方面，她向来以奥康纳与苏特为榜样。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私下交谈，她从不掩饰自己对斯卡利亚式风格的不满，认为这种高调姿态与激烈言辞对最高法院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在4月18日那天，她自己也在一起堕胎案中宣读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异议意见。5月29日，她又在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案（Ledbetter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pany）中强烈谴责了同事，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为了存心激怒她。在金斯伯格还是一名法学院教授时，她就曾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编中禁止工作场所的歧视的规定，代表部分女性当事人打过同工同酬的官司。该法规定，个人对“非法雇用行为”的诉讼请求必须在180天之内提起。多年以来，各地法院一直认为，如果一位女性在工资待遇上受到性别歧视，180天的起诉期应从女性最后一次收到歧视性工资时起算，而且必须对她受歧视期间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但是，在莱德贝特案中的判决中，5位保守派大法官却以原告的诉讼要求未能在6个月法定期间内提出为由，驳回了她的索偿请求。
“对女性的工资歧视一直是以隐蔽方式进行的，可是，最高法院根本就不理解这些，或者说对之完全漠不关心。”她说。鉴于自己在反性别歧视领域的丰富阅历，金斯伯格比最高法院任何人都清楚，多数方的判决完全忽略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现实可能性。她说，女性很难在180天内知道自己的工资比男性低。“莱德贝特最初为其雇主带来利益的行为，绝不应阻碍她日后要求补偿因性别原因导致的工资损失。”她在异议意见的结论中，恳请国会修改《民权法案》第七编，确认多数意见方的解释是错误的。在她看来，她的同僚们已经不可救药了。
出任首席大法官两年后，罗伯茨意图实现的目标已非常明确。审理更多案件；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发布尽量窄的判决意见，实现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可是，在2007年，罗伯茨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之前一年，全院一致意见的判决还占45％的比例，第二年就很快跌至25％。（伦奎斯特时期，全体一致意见约占三分之一。）更引人瞩目的是，2006至2007年期间，33％的判决意见都是以5 ： 4的投票结果达成，说明最高法院的内部分化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那么，能不能由此就认为罗伯茨任期的第二年失败了呢？答案恰恰相反。事实上，新任首席大法官根本不在乎那些数字或程序上的细节，对他来说，能达到实质目的就是胜利。提名罗伯茨的总统（以及那些幕后推动他出任首席大法官的支持者们）注重的也是最高法院判决的实质内容。最高法院在这一年中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使幕后支持者们更加确信，罗伯茨不愧是首席大法官的最佳人选。2007年春天过后，法院内的保守派逐渐加快了转变步伐。最高法院首先废除了《麦凯恩一法因戈尔德竞选筹款法》（McCain Feingold campaign finance bill）中对政治性广告的部分限制，就在4年前，法院还认可这类规定。在一起涉及政教关系的关键判决中，最高法院使公民挑战政府资助宗教活动的行动变得更加艰难。在一起来自阿拉斯加州的案件中，一名高中生当街展开一面写有“为耶稣，抽大麻“（BONG HiTS 4 JESUS）的横幅，结果被学校勒令休学，最高法院支持了学校的处理措施，削弱了学生的言论自由权。这些案件的投票结果都是5 ： 4，而肯尼迪都加入了保守派一方。
与金斯伯格一样，苏特不愿在自己的意见书中谴责同事，但6月份的一起案件还是触碰了他的底限。在这起案件中，同样的多数方驳回了一名囚犯的申诉请求。这名囚犯因为一位联邦地区法官读错法条而弄错了上诉期限，结果超出法定期限3天才提起上诉，并由此被上级法院驳回。一贯性情温和的苏特撰写了一份异议意见（斯蒂文斯、金斯伯格与布雷耶加入该意见），他痛心疾首地说：“司法系统居然能这样对待人们，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怎么可以连一个足以宽恕他的程序抗辩理由都不给人家。”
在这几起案件中——涉及堕胎、竞选拨款、政教关系——多数方的判决都与最高法院之前的先例直接抵触，但罗伯茨与同僚们却不明确表示那些旧判例已经被推翻。这让斯卡利亚与托马斯颇为失落，他俩都希望看到最高法院大刀阔斧，明确推翻过去的先例。在竞选拨款案的协同意见中，斯卡利亚抱怨罗伯茨没能对既往判决进行致命一击。他说：“这种伪劣的司法克制只会带来司法混乱。”
斯卡利亚认为，罗伯茨搞的那一套完全是虚假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表面上尊重最高法院先例，实际上却背道而驰。但是，如果避开先例不谈，另起炉灶，怎么论证都像是一种诡辩。在这一问题上，斯卡利亚的鲜明立场反倒令人尊敬，在他看来，判决意见的撰写应当坦白直率，该维持就维持，该推翻就推翻。但是，面对这些抱怨，罗伯茨镇定自若，并不为之所动，仍然“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误导他人的旗号，作着实质性的判决。2007年春天，最高法院已经变成一个更加保守的机构，很快，它就将影响到全体美国人的生活。
最高法院习惯将争议性案件放到开庭期最后几周宣判——最麻烦的则放在最后一天。每个开庭期最后一天，大法官总会呈现出他们最本真的一面。这个时候，他们多半身心疲惫，脾气也不大好。所有工作会匆匆结束，毕竟之前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只能和同僚或法官助理呆在一起，根本无暇享受生活乐趣。2007年6月28日，上午10 点，大法官们陆续从丝绒幕布后走出，多数人看上去都需要去理个发了。
萨缪尔·阿利托坐在听众最右端的位置，那里是资历最浅的大法官的席位。他面无表情、直视前方。在成为大法官前，他在上诉法院法官的岗位上巳经呆了 15年。不过，与任何一位新人一样，最高法院特有的案件压力已让他难堪重负。他面色苍白、略显迟钝、举止保守，从坐下那刻起，就好像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
金斯伯格坐在与阿利托相邻的席位，她身材纤小，几乎陷进椅里，透过审判席只能看到她的脑袋。与神情疲惫的同事们不同，她精神矍铄。坐在台下，明显能看出她带着怨气。对她来说，这个开庭期不啻一场灾难，她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愤怒。
戴维·苏特向来不喜欢各种仪式性场合。作为一项古老传统，每次言词辩论前，最高法院都会允许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协会（Supreme Court Bar）的新晋律师进行个人宣誓。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首席大法官对新获得代理最高法院案件资格的律师致欢迎词后，仪式方告结束。与其他同僚们不同的是，在整个宣誓仪式上，苏特从不展露笑颜，因为他觉得这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本开庭期始终弥漫着令人不悦的气氛，尽管今天巳是最后一天，但瞅着这毫无意义的繁冗仪式，苏特的情绪当然好不到哪儿去。
斯卡利亚看上去心情不错，保守派这年战果颇丰，令他喜上眉梢、乐不可支。尽管他并未在每起案件中取胜，保守派同事们挺进的步伐与速度也未能尽如他意，但本开庭期对斯卡利亚来说，仍算得上妙不可言，因为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实在已太久太久。
罗伯茨坐在审判席正中的席位，尽管发梢已经见白，那张娃娃脸上却并未留下太多岁月痕迹。此刻，他已拥有空前自信，坚信这是他的最高法院。而这一点，相信已没有人再去怀疑。
斯蒂文斯坐在首席大法官右侧，神色如常，两个月前，他刚刚度过自己87岁生日。 （此刻，他95岁的哥哥威廉，还在佛罗里达州从事法律兼职工作。）他仍打着蝴蝶领结，戴着那副已显过时的大框玳瑁眼镜，再过一会儿，约翰·斯蒂文斯就将直奔劳德尔堡 （Fort Lauderdale），去那里打桥牌、度长假了。
肯尼迪故作深沉，却难掩欢颜。在本开庭期内24个由5 ： 4投票结果形成的判决中，肯尼迪是惟一一名全部位居多数方的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历史上，还没有大法官能在一个开庭期内做到这些。他先后撰写了两份重要的多数意见，以及一份关键性的协同意见。由于早上曾在椭圆机上锻炼过，这个70岁的男人看上去满面红光。
审判席的最后两个座位离媒体席最近。这一天，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尼娜·托滕伯格坐在离大法官们最近的位置。克拉伦斯·托马斯在座位上来回晃动，几乎挡住了她的视线。阿利托进人最高法院前，托马斯在审判席另外一侧已经坐了 11年，不过，这一安排倒是投其所好，对他来说，离记者当然越远越好。托马斯的座椅被专门调整过，加大了他的后仰幅度，这样他就不用像阿利托那样努力睁大眼睛，生怕别人看出自己在犯困了。即使按照托马斯自己的独特标准，这一年对他来说也非同寻常。整个开庭期下来，托马斯一共亲历了 104场言词辩论，却一个问题都没问。
审判席尽头，布雷耶不断调整着坐姿，显得比别人更加坐立不安。他早盼着本开庭期的结束日快点到来了。本开庭期对布雷耶的改变，要远远超过任何人。之前，他虽在多起案件中受挫，却仍然毫不气馁，对未来抱以无限期望——就像布什诉戈尔案后，他召集所有自由派法官助理为他们打气时那样。现在，在保守派的接连猛攻下，布雷耶阳光灿烂的明朗个性已渐渐黯淡下来。虽然这个令他灰心失望的春天有许多案子要办，他还是将主要精力投人到游说国会为联邦法官加薪的工作中去了。至少在第一街对面那座建筑内，布雷耶还有机会取得胜利。
还剩下三起案件。肯尼迪宣读了第一起案件的判决，该判决推翻了 ％年前的一个先例，最高法院这回算是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