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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无”的关系就是被历来哲学家反复思考的问题。钱钟书把这种哲学辩证法思想用于艺术分析中。有和无既互相衬托，又互相转化。以静衬动，以有衬无，形成“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在对一部作品鉴赏完之后，可见可闻的艺术形象化做在头脑中的停留的艺术感受，这种似无实有、似有还无的境界往往令人回味无穷，正是老子向往的“大音希声”。有无相生的辩证法还能形成朦胧含蓄的艺术美。艺术作品中往往有很多空白，等待读者用自己的想像去填充，这样形成的艺术美既明晰又朦胧，好像实际存在其实又不可琢磨。
说文解字
汉字中积淀了原始先民对事物和自然的朴素认知。可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文化原型，汉字符号系统里凝聚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钱钟书通过对“衣”和“诗”两个字的文字学研究来理解中国的艺术精神。“衣”和“依”相通，即比喻。是遮蔽和炫耀两种意思的统一，“诗”是抒情和节制的统一，这两个字表明了中国文学艺术对中和美的追求。
文字学的必修课
《周礼》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它规定“八岁入小学＇1＇，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为了把自己的后代培养成有教养、知礼节的人，周代的贵族们要求他们的子弟从小读书，所以要去上“小学”。不过，他们的小学和我们都曾上过的小学可大不一样。古人的小学指的是文字学。所谓“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其中的六书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到汉代以后，小学就成了文字学的专称。
文字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它要考察每个汉字的读音、结构、意义，研究它们的发展演变，考察一个汉字和其他汉字的各种联系，还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关于社会风俗、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知识。也许你会感到不解，认字不就是用做读书的工具吗？我们学过拼音，也认识很多字，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工夫专门去理解这些琐碎的东西呢？既然文字学这么艰深，为什么还要称为“小学”呢？这是因为汉字对于我们的先人来说，实在是有着非常复杂而且重要的意义，而且它对于古人来说是一门最基本的学科。大家可以想像，在没有语言文字的时候，人们没法传递信息，没法交流情感，没法保留记忆，文明发展的脚步是怎样缓慢而蹒跚啊！而语言文字诞生之后，人类文明就开始以加速度飞快前进，几千年里创造的财富是史前几十万年都无法比拟的。相传汉字是古代一个叫仓颉的人发明的，当这些神奇的小方块出现的时候，天降大雨，落下的不是雨水而是谷粒，夜晚还能听到天鬼哭泣的声音，因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秘密被人掌握了，从此人类的智慧就将可以和神灵相媲美了。
几千年过去了，汉字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使用着，改造着。作为一种符号，一种被固定下来的交流手段，人们沉浸于它所提供的便利中，但很少有人再去想它诞生之初的内涵和意义了。但是，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出每一个字的时候，都是用心良苦的。他们对事物和世界的最基本的观察和感悟都被编织进汉字里了，可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原型，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意象世界，其中凝结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也许因为周代距离文字发明的上古时代还不算遥远，对于这种祖先的发明还怀着虔敬的态度，或者还能体会到汉字和生活的那种最原始，最直接的联系，所以一定要让子孙后代学习“小学”。
小学也是许多大学者的必修功课，他们研究汉字的形体、声音、意义的流变，这种基础性研究对于文学创作和评论，对于历史典籍的修订和整理，对于深入扎实地理解中国文化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一位国学根底十分深厚的大学者，钱钟书从小受到家学的熏陶，对传统的文字学研究也颇有心得。因此，在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他能独辟蹊径，把汉字作为理解文化和文学的入口，并通过汉字将古人和我们的情感精神串联起来。
衣服里的文章
钱钟书谈文论艺，没有拿出鸿篇巨制分析，却提出一个小小的“衣”字，将中国文学精神分析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
《礼记·乐记》里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意思是，不学会大量使用比喻，就掌握不了作诗的技巧。因为诗人描写事物时总是用委婉隐晦的笔法，而很少直露的描写，这样写出诗来才让人感到回味无穷。汉代大学问家郑玄注解道，博依，就是大量广泛的比喻，“依”也可以写做“衣”。我国第一部文字学名著《说文解字》＇2＇也持同样的观点，其中说道“衣，依也”。为什么这两个字可以通用呢？因为“依”指比喻，比喻是把被比喻的事物隐藏起来，用另外一个事物来代替它。而衣服要穿在身体上，把身体遮盖隐藏起来，从文字学的观点来看，两者是同源的。“衣”字有隐藏的意思，另一个语言现象也可以证明。在汉语中，人们常常把“衣”和“裳”连用，或者直接把“衣”叫做“裳”，因为在古文字学中“裳”和“障”、“隐”相通，都是遮挡、隐蔽之意。
钱钟书指出，衣服不仅是用来遮盖身体的，同时又是炫耀身体的装饰。《礼记》里有一句话“衣服以移之”，移就是使人有尊严，修饰并使之名扬天下，如此看来，衣服能为人增色不少。古人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君子应当表里一致，衣服常常用做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也是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只要看看古代典籍里关于“服饰之礼”的繁文缛节就能明白这一点。屈原写出的千古绝唱《离骚》，用大量的文字描写自己美好的服饰装扮，就是为了说明自己有高贵的修养和高洁的品质。当然，古人追求的是服饰和内在德行的统一，一个人应当穿适合他的地位、修养的服装，而反对仅凭华丽的外表赢得世人的欣赏。美丽的衣服有时会掩盖人的真实面目，与低劣的品质和缺少教养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点最为人们所不齿。所以，《诗经》里说：“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意思是：看那家的孩子啊，根本配不上他穿的那件华丽衣服，鄙薄的语气显而易见。《孟子》里则说：“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绣”就是衣服，我宁愿让自己美好的声誉在世人中广泛传播，而不愿意以华美的服饰在众人面前炫耀。衣服本来是为了彰显内在品质修养的，可一旦与人的内心世界相分离，反而成了迷惑别人的伪装。
一个小小的“衣”字里面大有文章。它既能遮蔽身体，又可以作为内心世界的表征呈现给别人；既能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又能作为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手段。它是“隐蔽”和“彰显”两重矛盾之意的统一体，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二重文化性格。
衣服和文章在文字学里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文”和“衣”、“纹”相通，“纹”是指花纹，进一步可以引申为修饰、装饰，是一种借以显现内心的东西。自然以河流山川显示其广博的存在，动物用美丽的皮毛显示自己的生机活力，人用文字表白内心，施展才华。因此，可以把文理解为人之“纹”。而“章”和“障”、“裳”相通，又有隐蔽的意思了。写文章要委婉含蓄，在上文中我们也多次提到很多人写文章时往往言不由衷，隐藏起真实的自己，看来，这些意思早就包含在一个看似简单的汉字里了。“文章”一词也是一个有着双重意义的矛盾统一体，这一点正与“衣”字吻合。
同样作为内心世界和品德修养借以显现的途径，古人早就用衣服来比喻文章了。而钱钟书又从中挖掘出一些古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他说，诗歌广泛运用比喻的手法，托物言志，作者的真实想法在字里行间闪烁，就像衣服遮蔽身体的一面。其辞藻华美，又如衣服炫饰身体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一向有重视文章之道的传统，衣服与文章相提并论，都是自我修养的重要部分，而两者又都包含着对内在素质与外貌举止的辩证认识，包含着对表里如一的理想人格、理想文德的追求。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文章观念，追求的是一种含蓄而有文采的境界和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
唱给好姑娘的情歌
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进一步领会，可以通过钱钟书对“诗”字的分析来理解。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种文学类型，统治我们的历史几乎有2000年之久。中国的古诗在世界文学中也独具魅力，那些或轻灵隽永，或理趣盎然的诗歌几乎成了我们民族文学成就的象征，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诗又不仅仅局限在狭义的文学类型意义上，作为一种精神，它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人生情趣和哲学理念。我们用诗作为文学的统称，把一种具有艺术气质的生活称为诗意的生活，而我们的先人对自然、对世界的理解又都带着一种诗化的眼光。怎样理解“诗”，钱钟书仍然通过文字学分析，从一粒沙里看到了一个精彩的世界。
让我们根据钱钟书《管锥编》里的理解，看看这种魔术一样的研究是怎样完成的。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然是诗歌研究的起跑线。钱先生首先拿出了《关雎序》（《关雎》是《诗经》里的名篇，被誉为国风之首）里的一句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是“到达”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诗歌，是情感抒发而形成的，一个人的情怀抱负藏在心里就是“志”，化做语言就是“诗”。对这样的解释，古人并不完全满意，运用文字学的知识，他们又进一步发现，“诗”和“志”、“之”都是相通的（古代的文字学研究认为，发音相似或字形相近的汉字往往起源相同，意思也是接近的），“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