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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跟着钱先生的思路，我们把“诗”字拆开来看，其中一部分是“寺”。《说文解字》里认为，“诗”既然以“寺”作为自己的形旁，读音又和“寺”接近，两个字应当是从同一个源头演化出来的。“寺”又有什么含义呢？古书里分析，“寺”和“司”、“治”、“持”相通，“司”是以法度来约束，“治”和“持”也都有约束、制止的意思。那么，“诗”也就应该有约束的含义。在古代，很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荀子》里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就是说，诗歌，是心里的声音恰到好处地停止的地方。心里的声音怎么会停止呢？钱钟书解释道，就是控制自己的情感，让喜怒哀乐都能表现得有分寸，而不要像火山爆发那样毫不掩饰地喷涌而出。唐朝诗人陆龟蒙说：“诗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就是诗歌要约束人的性情，防止情感没有节制。大家也许会感到奇怪，诗歌明明是抒发感情的，怎么一味地讲起节制来了呢？其实，这正是中国诗的奥妙所在，也是理解中国人的性格，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关键。
还是从那首《关雎》说起吧。“关关啼叫的雎鸠啊，停在水中的小洲上。苗条美丽的姑娘啊，你是我理想的爱人。长短参差的荇菜啊，左采右采，苗条美丽的好姑娘啊，无论醒来还是梦中，都想和你在一起。不能在一起，我日夜思念你，幽思深长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这是一首唱给好姑娘的情歌。也是孔老夫子最欣赏的一首诗，为何它能如此打动老先生的心？因为，它符合孔子一直向往的理想美的境界。欢乐美好而不放荡，透着“求之不得”的淡淡忧愁而不过分悲伤。这就是中和之美，它没有西方诗歌那种暴风骤雨般的激情，情感表达像一杯清茶，看似平凡，却又蕴蓄着一种真挚深厚的情怀，余韵悠长，可以让人仔细回味。中和不仅是艺术上的追求，也是中国人向来推崇的处世原则和人格修养原则。孔子就曾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凡事都要做得恰当适度，不能走极端。《关雎》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位翩翩君子的形象。
这首情歌恰好印证了古文字学对“诗”字的分析，也形象地阐明了中国艺术独有的情感魅力。这种冲淡而深厚的情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积淀在中国人的血液里，这一特征在东汉的《古诗十九首》里可以见到，在陶渊明的《饮酒》诗里可以见到，在杜甫写于战乱中的那些沉痛深情的诗歌里可以见到，在白居易《琵琶行》那“东舫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的感叹里也能见到，它是同时属于诗歌和人生的。钱钟书说：“长歌当哭，而歌非哭也”，哭是情感的天然发泄，而歌是情感的艺术表现。在人生里令人悲痛欲绝或者喜形于色的事情，写进诗歌就成了意味深长、淡远含蓄的了。他又解释说，“发”而能“止”，“之”而能“持”，抒情和艺术手法是相通的，不只是宣泄快感，像西方人所嘲笑的“灵魂的便溺”，而是一纵一敛，一送一控，相反而相成，从这个意义上看，艺术高于人生，它是对现实情感的提炼和净化，正是在这种张弛相间中形成了艺术的节奏，形成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美。“温柔敦厚”又是中国人理想的人格境界，在此意义上，我们的先人一直努力追求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和而不同
尽管不偏不倚的中和美是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平庸和单调却是艺术的敌人。“中和”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变化的“同”，而是各种丰富的情感糅杂形成的冲淡含蓄的审美境界。在整体的和谐中蕴藏着变化，变化中又体现着统一。钱钟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一与多彼此统一的思想。
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宴饮篇》里讲了一个故事：最初，世界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男女两性结合在一起的中性人。天神宙斯把他们劈成两半，于是这两个半边的身子为了争取和对方结合在一起不断努力，所以世界就有了前进的永恒动力。故事虽然有点荒唐，却说明了一个真理，即差异和变化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这是一切事物都无法逃避的规律。
如果把事物比做一，那么，这个一中包含着无限的多。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曾参透过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秘密。为了能让我们有更清晰的认识，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把古希腊和古中国放在一起，显示了他广泛搜罗中外例证的眼界和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和谐的……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低、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左传》里说，声音好比味道，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有琴或瑟的一种声音，谁还愿意去听呢？古希腊的诗人还概括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争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善相争，一种是两恶相争，前者可以互补互利，后者则是互相残杀。钱先生解释说，两善相争与“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和”就是有差别的统一。
“和”用在文学创作中，可以表现为塑造人物性格的多样化。钱钟书对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就有很高的评价。《史记》里的项羽既爱护下属，善待士人，又嫉贤妒能，杀害过有功的大臣。在一些人的眼里，他是待人谦恭有礼的首领，品德高尚的才俊之士纷纷归附他；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又成了只有匹夫之勇，不会任用人才，面目可憎的楚霸王。《史记》里描写道，项羽“见人恭敬慈爱”，与人说起话来推心置腹，别人生病了，他替人家伤心地流泪，还把自己的饭分给别人吃。可是，如果有谁立了战功，应当封爵授勋的时候，项羽又把官印拿在手里，反复把玩，舍不得交给人家。《史记》评价说他有妇道人家的慈善之心。但在《项羽本纪》里他又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之徒。钱钟书分析道，各种矛盾性格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像双手执笔写字，一人的喉咙唱出两种不同的声音，然而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矛盾又是最合情理的。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在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印象，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善恶分明的，和现实生活画出一道鲜明的界限。而这样的观点，无论是对于欣赏作品还是看待生活都没有好处。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整体。那种漫画式的文学描写手法只能让我们远离真正的生活，无法领会艺术的精髓，而艺术的精髓恰恰在于那种含糊朦胧、让你心有感悟而又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艺术的滋味。这种滋味从生活中提取出来，看似矛盾复杂，实际上又杂而不乱，统一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心灵世界；这是艺术高于生活的地方，越多越杂而越加统一，于整一中见出无限的丰富性，就越显出艺术的魅力。
清朝人刘熙载＇3＇写过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叫《艺概》，谈到对文学的看法，作者和前人颇有同感。前人曾说，不同的事物互相交织才产生花纹，又说，两个不同的事物彼此对峙，才有文产生，如果失去一个，就不能成文了（在文字学里，“文”和“纹”相通，“文”最初的意思就是鸟兽身体上的花纹）。写文章的人可曾考虑过文章是怎样写出的吗？刘熙载继续解释说，虽然大家都明白“物一无文”，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文”的诞生，但更应当明白“物无一”也无文，统一是文章真正的主宰，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贯穿其中，各个有差异的部分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钱钟书认为，刘熙载提出“一”和“不一”相互辅助而写成文章，是十分精妙的道理。这与古希腊人所说的“一贯于万殊”正是一个意思。
一与多的统一，在一致中见出变化，是生活和艺术共同的辩证法。前人谈论杜甫的诗歌时说，杜甫的诗每一篇都是朴拙和工巧相结合。如果完全朴拙当然无所取，如果全诗都写得工巧，那么又会过于新奇而少了浑厚的古风，古人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有人想删掉苏轼的诗歌里不够精湛的部分，被别人劝住说，在不整齐的诗句中经常有高妙的意思显现不是更好吗？西方人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姑娘不仅在头上戴满珠宝，还要在嘴唇上鼻孔里都塞满珍珠宝石，本想更加美丽反而适得其反。对这种情况，钱钟书解释说，满眼的繁花似锦，络绎不绝，会让人觉得疲惫，大鹏搏击九万里长空，每年都要休息六个月，就是一张一弛之道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哪个本来你很喜欢的作家忽然写出不太好的作品来，也不要一下子把他否定掉，一个人不可能保证他的作品全都是精品。这种期望也不现实。
有无相生
在古人的著作里，常常闪烁着一些朴素的智慧，尽管它们只是通过观察生活现象得到，其中却蕴涵着丰富的哲理，在生活和艺术中同样适用。“有”和“无”的关系就是被历来哲学家反复思考的问题。钱钟书将这对哲学概念运用在艺术分析中，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