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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家一定要进驻造反派，钱钟书家里就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他们经常呵斥打骂两位老先生。钱钟书也奉行“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与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但是，从此造反派也对这个倔老头敬畏三分，认为他有骨气。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干校接受教育。罗山是一个山区穷县，耕地很少，干校人员无事可做，就又搬到息县东岳村，负责脱坯、造砖盖房。钱钟书身体虚弱，受到特殊照顾，只干些烧水、看菜园之类的轻活。一些年轻人特别尊重优待钱钟书，有时还特意为他做葱烧鲫鱼、油爆虾这些在当时的北京吃不到的美味。钱钟书的书生气在干校也时常会闹出笑话，比如别人照顾他，派他烧开水，可是他和另一位老先生却大感为难，半天烧不开一炉水，弄得非常狼狈。
1970年，杨绛也由北京下放到河南干校，被分到菜园班。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已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时都要从这里经过。夫妻俩可以经常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杨绛，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倒也给他们的下放生活增添了一些慰藉和情趣。有一次，杨绛看到一只猫把咬得血淋淋的老鼠放在她床上，被吓得战战兢兢，钱钟书听了反而大乐，安慰她说：“死鼠的内脏和身躯分开，离也；鼠者，外也。这是吉兆，说明你要离开此地了。”杨绛明知这是钱钟书安慰她的话，仍然听得津津有味。
钱钟书每天去邮电局取报纸，时间长了，与邮局的工作人员也混熟了，他们常常让他辨认那些生僻难认的人名地名，钱钟书总能不费力气地辨认出来，因此邮电所的同志都对他另眼相待，每次去时，总会给他沏一杯好茶。
在第一批返回京城的人员里，没有钱钟书和杨绛。杨绛指着一个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钟书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没有书。”是的，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钟书来说，书比一切物质享受更重要；在那样恶劣的日子里，他箱子里的字典、词典、笔记和碑帖都成了缓解痛苦的良药。干校搬迁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些，女儿还经常给他们寄些东西和衣服以及外文报刊。老夫妇劳动之余，就到野外散步，荒野的黄昏晚景给他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安慰。1972年，他们终于回到了北京。在这场噩梦般的浩劫里，钱钟书酝酿出学术巨著《管锥编》，杨绛写出了被人们广泛传诵的《洗澡》、《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作品。
老年——屹立的文化昆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钟书又回到他心爱的学术领域里来。1978年以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逐渐增多，钱钟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让世界领略到了他个人的智慧和中华文明传统的魅力。1978年，他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第二十六届汉学会；第二年出访法国、美国；1980年前往日本访问讲学。每次出访，他渊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幽默睿智的谈吐总能征服各国的学者，被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德文系教授誉为“生平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钱钟书学问的博大精深，“钱学”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电视剧《围城》的播放，钱钟书各种著作的出版，都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而钱钟书依然是一副淡泊自守的姿态。他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读书写作上，轻易不接见记者、各种拜访者，也不出席各种邀请，又恢复了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的老样子，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而对昔日的好友，甚至他们的子女，钱钟书却一直十分关心。
1998年，钱钟书走完了他将近九十年坎坷的人生历程，留给后人一座座钻之弥深，登之弥高的学术高峰。痴顽天真、狂狷傲岸、刚直磊落，我们只能用这些简单的词汇在心里默默勾勒这位老人的形象，在一本本厚重著作的字里行间回味他的性情，分享他的智慧，作为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挚友相伴——钱钟书与近代学人
钱钟书从出生之日起就似乎与学术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钱基博就是我国近代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用在钱家是再恰当不过了。而后又有一大批卓越的学人出入钱钟书的生活，在其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或意气相投，书信酬唱；或相知相助，共度危难，既有生活中的交往，又有学问上的砥砺，这些交往为近代学界增添了不少佳话。大师们的光彩彼此辉映，钱钟书的睿智学识和人格魅力也于其中更加生动完整地体现出来。在这些近代学人中有不拘一格取人才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亦师亦友的吴宓，同为清华学子、师共吴宓、与钱钟书有“南能北秀”之称的张荫麟，在法国归国的客轮上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的冒效鲁，在偏僻的湖南国师里畅谈的好友徐燕谋，还有叶公超、傅雷、吴晗＇3＇等人，不可尽数。
钱钟书与吴宓
吴宓（1894—1978），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人、诗人。曾经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和浪漫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反动权威”而遭到批斗，1978年在贫病交加中惨死于陕西老家泾阳。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起吴宓，《吴宓日记》公诸于世，至此，一个正直刚强、独立自守的知识分子；一个在新旧文化之间挣扎的诗人；一个追求幸福而不得、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激情的悲剧人物才开始渐渐为世人了解。用钱钟书的话来讲，吴宓“孤标高格，而伤心人别有怀抱，尤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但在钱、吴交往中，两个人却能彼此赏识对方的才学和人格。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风景优美的藤影荷声馆里，和学生谈心的吴宓突然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钱钟书少年英才，吴宓慧眼识英雄，两人在文学方面也确有不少心有灵犀的感受。吴宓曾经说“天理人情一定而不变，古今东西，曾无少异”，而随着时光变迁的只是疆界、部落、风俗、文物之类的细枝末节。这和钱钟书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几乎如出一辙。他们同样怀抱着人心事理相通的信仰，搜求于古今中西的文学世界，用自己的灵魂去体验、去聆听超越时空地域的心灵共鸣，得出许多真知灼见。吴宓说柳宗元的诗“一身去国六千里”，目的在于写尽放逐孤臣的悲愤之意，写尽长途的艰难险阻，所以才用了“六千”这样一个数字形象，感情深挚激切之时说出的话虽然与世情常理相悖，却让人觉得非常逼真。这就涉及到了诗歌的真实性的问题。吴宓坚持的是情感的真实，而具体言辞则可以有所伪饰；这也正是钱钟书深有所感的，他在《管锥编》中写道：“文辞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诗歌要求的是心“诚”“不伪”，但言辞构思却可以极尽虚构之能事。吴宓也曾说“做文贵诚，做诗尤贵诚”。每一句话都要像从自己心里“爬剔而出”。作为诗人的吴宓也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理论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空轩》的七言律诗，当时很多人对此评价不高，但钱钟书却很喜欢其中极其质朴美丽的一句，那句诗是吴宓有感于自己的爱情不幸而发——“未甘术取任缘差”，钱钟书说，这句话的质朴中蕴涵的哀婉沉重已经足以弥补吴宓诗歌中的任何错误了。而《吴宓日记》更能让世人感受到学者的真诚和诗人的本色。
吴宓去世时，钱钟书的《管锥编》已经交给出版社排印了。而多年以后，钱钟书为吴宓的《文学与人生》一书“敬署”书名时，对这名亦师亦友的学者心中必定是充满了敬意！
钱钟书与冒效鲁
如果说钱钟书和吴宓的交往更多带有对吴宓人格的尊重和敬佩，那么他与冒效鲁的友情则更多是青年才子惺惺相惜的意气之交。两人同样才华横溢，狂狷相类，在由法国返回故土的航船上结下一段友情。冒效鲁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曾经出使苏联担任外交官秘书。他擅长做旧诗，是个大才子，很年轻的时候就颇有名气，但后劲不足，晚年诗作大都不佳。1938年，在法国邮船上，冒效鲁见到了钱钟书，想起来在莫斯科曾读到一本英文杂志，其中一篇文章就是钱钟书写的，就和他攀谈起来。当谈到苏东坡的诗时，冒效鲁说：“他还差一点。”钱钟书大惊，于是两人对坐在甲板上侃侃而谈，越谈越投机，冒效鲁作诗赞美钱钟书说“邂逅得钱生，芥吸真气类；行穿万马群，顾视不我弃。”这夸赞钱钟书神采高逸飞扬的气质；又说“言诗有高学，造境出新意”，“君诗高过我，嘎嘎填难字”，这是赞赏钱钟书的诗作境界高明；冒效鲁又有诗写钱钟书斜倚船栏杆的神态，“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顾妻抱女渠自乐，丛丛乱发攒鸦窝”——身后是满船的灯光歌舞和醉态，钱钟书凭栏斜睨，只管自乐，恃才傲物、举世浑浊而我独清的才子形象呼之欲出。而钱钟书也赞赏冒效鲁说“翩翩肯来顾，英气挹有芒”，称他的诗“独秀无诗敌，同声引我怆”。两人邂逅的友谊持续一生，在钱钟书湘行前夕，冒效鲁还作诗赠别，追述往事，感慨世事，劝勉好友。
钱钟书与陈寅恪
钱钟书和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多种文字的学术大师。陈寅恪要比钱钟书大出三十几岁，在年龄上讲理应算是钱钟书的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