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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日本开始推动对中国和、战两手并进的攻势：在外交部门，是执行广田三原则的政治谋略，企图以外交手段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交涉，目的在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抗日本的政策，而沦为日本独特势力范围支配的保护国；而在军事部门，则直接在华北对地方的军政负责人施压，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与南京的联系，而接受日本的华北自治方案，也就是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的主权脱离出来，而成为日本所控制的殖民地。
不过，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国民政府成功地实施法币政策，并且推动国家的农业改革、工业发展与交通建设，以及有计划的整编军队、大幅的改进教育、开始成立与运作各级的政府行政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表现，假如能够再给中国五年的时间，那么中日之间国力的差距，必能大幅的缩短；假如再给中国十年时间来建设与发展，那么日本还能不能与中国在军事上较量，恐怕都有问题了。这就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与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想法：能否再为中国争取五到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更多的准备，这样中国就可以有实力与日本进行争回国权的交涉了。
16。1 两广的统一
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中游的根据地之后，接着需要着手解决的政治统一问题，就是两广与中央的分裂。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于两广的分离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低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的歧见，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全与五全大会中，不断的妥协，给足两广代表的面子，但是两广的军政领袖，如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对于蒋介石怀有极深的防范与敌意，两广政府仍然整军经武，同时经常派人与华北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以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
日本对于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再度引爆中国的分裂与内战，以消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多次派出与两广高层军政人士有过往的日本军政领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前往两广进行反蒋游说。此举虽然没有达成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可以牵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甚至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接受日本的军事武器援助，以强化桂军对抗蒋介石德式装备整编军队的能力。当然两广的政府，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蒋的理由。两广政府领袖痛批蒋介石的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塘沽协定，无一不是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表现。虽然两广政府反蒋的情绪极其强烈，但是它还能守住中华的民族大义，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广东的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月，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去世，邹鲁又被迫离开广州，广州方面由陈济棠控制大局，而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肃清江西、湖南的红军，并且正在积极地修建粤汉铁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经向南发展，而接近两广的势力范围，因此造成其军政领袖的紧张。于是两广的领袖决定先发制人，以日军在华北增兵、国民政府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为理由，联络华北的山头势力，讨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政府正式出兵北上，进入湖南与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对日宣战，他们将会进攻南京，同时两广政府派员到华北进行游说，希望再组反蒋的军事同盟。
此时华北的军政领袖，由于经常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深知对日宣战是非同小可的历史决定，他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愿意支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是他们却了解，目前中国若是要对抗日本，必须团结合作，争取更多准备的时间，并且绝对不能再开内战。所以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都先后宣布，不参加两广政府的抗日救国军。华北的军政领袖，既然不愿支持两广的军事讨伐行动，两广的抗日救国军也就更为人单势孤了。而此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但已经将军政力量扩大到了西南，同时在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全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港。九月中旬，蒋介石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在社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本将难以招架中国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中国以及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他们愿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动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对于政府部门瞻前顾后的做法，大感不满，终于正式决定，发动流血的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壮派军人所主导的二二六政变，刺杀日本政府的内阁阁员，并且包围日皇皇宫。虽然整个政变最后还是被效忠日皇的军队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从此完全地落到了军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敢违逆军人的意志。因此日本从此正式的步上军国主义的方向，至于何时与如何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16。2 中、日的外交互动接触
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董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部，包括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府的最主要借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借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五月一日，日皇正式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改组之后的驻屯军司令官，并且增派第五师团中（日本的“钢军”）的一个旅团，驻进天津与北平之间的日军基地。
16。3 宋哲元的折冲斡旋
日本在华北采取政治与经济的两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宋哲元，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威胁利诱，并且直接与华北其它的军政领袖进行接触，希望华北能够正式的脱离南京的国民政府，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