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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犯以闻。”后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
赦免。帝闻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至神宗时，复议奏请改遣云。十二年，
以知县陈敏政言，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
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言：“《大明律》乃一
代定法，而决断武臣，独舍律用例，武臣益纵荡不检。请一切用律。”诏从之。
武臣被黜降者，腾口谤讪，有司畏事，复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窃盗三犯罪例。
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百贯者犯，当绞斩。罪虽杂犯，其情颇重。”
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
原情实轻，宜特依常例治之。”议上，报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
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不过以因公还职。以极轻之刑，置
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故
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谓之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
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
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乃下所司议处。嘉靖十
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拟斗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
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问刑条例》又谓斗殴杀
人、情实事实者，虽延至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奉宸断，多
发充军，盖虽不执前科，亦仅末减之耳。殴伤情实至限外死，即以笞断，是乃侥
幸凶人也。且如以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
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报罢，请谕中外仍如《条例》便。”诏如
部议。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如律文所谓
‘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诰而言。今则操军违限，守备官
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
本指用财买求其妻，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
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
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所谓
‘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谓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
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所犯殴人成伤，罪宜笞，而议罪者则曰‘
除殴人成伤，律轻不坐外，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
殴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诚不知其所谓。”刑
部尚书毛恺力争之，廷臣皆是诤议。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
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万历中，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
一、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庶民当自服勤劳，
故不得存养。有犯者皆称雇工人，初未言及缙绅之家也。缙绅之家，存养奴婢，
势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议，无论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雇工人
论；受值微少、工作计日月者，以凡人论。若财买十五以下、恩养日久、十六以
上、配有室家者，视同子孙论。或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
人论；缙绅之家，视奴婢律论。
一、律称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惟铜铁私铸者，故斩。若篆文虽印，形质非
印者，不可谓之伪造，故例又立描摸充军之条。以后伪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
蜡之类，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拟斩。伪造行使止一次、而赃不满徒者，亦准窃
盗论。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称窃盗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但赃有多寡，即拟有轻重。以后
凡遇窃盗，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后者，依律论绞。或赦前后所犯并计三次者，
皆得奏请定夺。录官附入矜疑辨问疏内，并与改遣。
一、强盗肆行劫杀，按赃拟辟，决不待时。但其中岂无罗织雠扳，妄收抵罪
者？以后务加参详。或赃证未明，遽难悬断者，俱拟秋后斩。
一、律称同谋共殴人，以致命伤重，下手者论绞，原谋余人各得其罪。其有
两三人共殴一人，各成重伤，难定下手及系造谋主令之人，遇有在监禁毙者，即
以论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数年之后者，即将见监下手之人拟从矜宥。
是以病亡之躯，而抵殴死之命，殊属纵滥。以后毋得一概准抵。
一、在京恶逆与强盗真犯，虽停刑之年，亦不时处决。乃凶恶至于杀父，即
时凌迟，犹有余憾。而在外此类反得迁延岁月，以故事当类奏，无单奏例耳。夫
单奏，急词也；类奏，缓词也。如此狱在外数年，使其瘐死，将何以快神人之愤
哉！今后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到，即时处决。其
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议，俱从之。惟伪造印文者，不问何物成造，皆斩。报可。
赎刑本《虞书》，《吕刑》有大辟之赎，后世皆重言之。至宋时，尤慎赎罪，
非八议者不得与。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
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振荒、
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故赎法比历代特详。凡赎法有二，有律
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先后互异，
其端实开于太祖云。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赎钱，吏每季类决之，各还职役，不
附过。杖以上记所犯罪名，每岁类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满考，通记所犯次数黜
陟之。吏典亦备铨选降叙。至于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过还职
而不赎，笞五十者调用。军官杖以上皆的决。文官及吏杖罪，并罢职不叙，至严
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议定赎罪
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
与例互有异同。及颁行《大明律》，御制序：“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悉
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于是例遂辅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谕都察院言：“输罚工作之令行，有财者悉幸免，宜一论如律。”
久之，其法复弛。正统间，侍讲刘球言：“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
时不能从。其后循太祖之例，益推广之。凡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俱听运炭纳
米等项赎罪。其军官军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赎亦如之矣。
赎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不具载。惟纳钞、纳钱、
纳银常并行焉，而以初制纳钞为本。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
永乐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
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纳钞有差。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宣
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赎钞二十贯。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并
折杖百四十。其所罚钞，悉如笞杖所定。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流
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问拟笞杖罪囚，有力者纳钞。
笞十，二百贯，每十以二百贯递加，至笞五十为千贯。杖六十，千八百贯，每十
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其官吏赃物，亦视今例折钞。天顺五年，令罪
囚纳钞，每笞十，钞二百贯，余四笞，递加百五十贯；至杖六十，增为千四百五
十贯，余杖各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令妇人犯法赎罪。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银钱之制。例难的决人犯，并妇人有力者，每杖百，应
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十以二百贯递减，至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
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至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
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如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其依律赎钞，除过失杀人
外，亦视此数折收。
正德二年，定钱钞兼收之制。如杖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者，收钞千一
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言：“收赎与赎
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故事，审有力及
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
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如笞一十，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
折银一钱。杖一百，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
贯，折银一两。今收赎律钞，笞一十，止赎六百文，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
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盖律钞与例钞，贯既不同，则折银亦
当有异。请更定为则，凡收赎者，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
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重轻递加折收赎。”帝从其奏，令中外问刑诸
司，皆以此例从事。
是时重修条例，奏定赎例。在京则做工、（每笞一十，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