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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对创作的影响，也有时明显，有时隐晦。《红楼梦》产生于乾隆年间；《静静的顿河》，产生于斯大林时代，很难用政治环境作一般解释。外国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规律，中国的穷而后工也是一种规律。高级宾馆是一种规律，绳床瓦灶也是一种规律。有的文章，纸墨未干，即洛阳纸贵；有的文章，则要束之高阁，藏之名山。
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成功的主要规律。其他方面，可谈可不谈。
某文学期刊，销数下降，不从作品质量着想，却一再更易刊名。更名并不能使订数增加，又用裸体画作封面封底。初尚含蓄，或侧或卧，后来干脆赤身仰卧，纤细无遗。当然，都标明是外国油画，是美术作品。裸体画，也有高下，也有美丑。用到此处，其目的，并非供人欣赏，而是刺激读者眼目，以广招徕。然刊物销数，下降如故。实出乎设计者之意外也。
有人说，这就是“搞活和开放”。我说，美术，用于不当之处，即为亵渎。将来如何开放，也不会家家用两幅裸体女人，代替传统的门神。
年关将近，与某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谈论明年出书赚钱之道。据说办法不多，很多家出版社，又在打《金瓶梅》的主意。然“古本”既有违宪章，不能照印；节本已有“人文”印本，再出亦难。不少人为此，大费脑筋。过去上海有句俗话，除去做金子生意，就是开文艺书店容易赚钱。现在出版社，除去出版此类书籍，竟无其他生财之道，是何故欤？
负责人问计于我。我说：好办。文艺出版社太多，文艺期刊也太多，人浮于事，质差于量。关停并转可也。然此话实等于不说。
书是卖给读书人的。读书人买书，是为了求知识，求长进，必如生活中之菽粟布帛，方为有用。谁家有那么多的闲钱，专买武侠淫乱小说或裸体画片，去装饰书架，教育子女？
即如《金瓶梅》也只能购买一部，哪能屯聚多部，以示富藏？
一些刊物之销路不佳，一些出版社，不从国计民生上着眼，坐吃山空，濒临破产，是不可怪矣。
文艺这一领域，过去，虽曾使许多作家遭殃，然亦曾使一些人发迹。近日仍有一些聪明人，好谈文艺问题。所用口吻，完全变了一个花样，多为文艺界鸣不平，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原其用心，则有仍同以往者。如真以文艺比作殿堂，则过去进来骂神毁佛者多，今日则烧香祷告者众矣。
连日披读《新文学史料》，中国近代作家之命运，可谓惨不忍睹矣。在当时压力下，文人表现的状态，亦千奇百怪。今日观之，实地狱景象。经此惨酷，幸遇升平，仍有人斤斤于过去琐碎之事，观点之异，意气不消，不死不止，至可叹也。
余当戒之矣！然文人好弄笔墨，甚难觉悟也。
余与王任叔，并不熟识。一九五六年春天，余到南方旅行，他也带几个人到南方出差，于南京金陵酒家餐厅相见，后又在上海国际饭店相遇。当时周而复约我们同游黄浦江，王即应约，余以疲劳未去，故未得深谈也。
于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读其自传、日记等材料，哀其遭际，叹息久之。
逐期阅读《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茅盾回忆录。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史和文艺活动史，也是中国文坛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剪辑。创作方面且不论，其记述理论工作之建设发展，及其背景，我以为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可以总结出经验，并从中得到教益。例如作家深入生活，民族形式的运用，文艺大众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艺与政治，作家的世界观等问题，都可以从中回顾一下。
阅报，见有人提出“自我调节”的什么主义。读书少，不得其解。细绎其全文，亦不见明确诠释。“发展了的”，我们听得多了，还有一段时间，发展到了顶峰。什么叫“自我调节”呢？就像自来水开关一样，水流可大可小；要粗就粗，要细就细；或完全封闭，或放大闸门。这样做，还成为一种主义吗？
有人制造新学说，追随者唱和，以为得未曾有，是发展了的文艺理论。有人略表不同意见，加以辩难，即利用职能，组织文章，斥为陈腐、老作风。并于按语中暗示：新学说有利于改革大业云云。
拉大旗，作虎皮，围攻谩骂，这种作风，是新的？是“发展了的”吗？我看，和三十年代有些文艺论客的战术手法，没有什么两样，且有过之之处。例如争取外援。
读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如蝇逐臭”，“以肉麻当有趣”等语，不觉失笑。因该文主旨，在于吹捧无聊、下流的小说，厚颜正如此也。
报载，有作家谈：他在美国出版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原因是我国的经济不强盛。另一作家谈：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等等，外国人并不理解。写些真实自然的生活，即使暴露一些阴暗面，却会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人家看了会觉得可信。还说明中国真的民主开放了。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云云。
没到过外国，更没有在外国出过书，不了解情况。但是，为什么在外国，英雄主义就不可信，阴暗面就可信呢？外国人认定我们这里不会有英雄主义，只会有阴暗面吗？怎么说，有了阴暗面，就证明中国民主开放了呢？起宣传作用的，应该是书。又怎么说，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呢？
外国出版中国文学书籍，详情虽不得而知，中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则略知一二。翻译者选择原著时，必先审视，是否适应本国读书界之需要。清末，争译弱小国家独立斗争史；
五四运动以后，争译个性解放之作；十月革命后，争译苏联小说。此外，则译世界各国文学名著。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兴趣，也译一些英雄传记、伟人佚事、侦探小说等。以上翻译，大都是着眼于国内的政治、思想、文化知识的需要，所选也都是各国的进步文化的成果，并不去找人家的落后或阴暗面也。
但国外有些出版商或读者，对中国有这种想法，是很可能的。从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但也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不是有很多外国作家，也辛辛苦苦，到中国来，访求我们的进步、光明和英雄主义事迹吗？
1986年11月20日剪贴近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一个作家，声誉之兴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还有些外界的原因：识时务，拉关系，造声势等等。及其败落，则皆由自取，非客观或批评所能致。偶像已成，即无人敢于轻议，偶有批评，反更助长其势焰。即朋友所进忠言，也被认为是明枪暗箭。必等它自己腐败才罢。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一个作家，如果公然著书立说，丑化自己祖国的历史及其文化，并以为当今天下读书人，都成了聋哑或趋炎附势之徒，不能或不敢对其作品有任何非议，其设想，正如其作品一样，可谓狂妄荒诞。
过去，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现在又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消遣文学，古已有之，也有高下。也有消遣得好，消遣得糟的分别。我还是相信为人生的文学这个陈旧的口号。
三十年代，现代书局有一本《文艺自由论辩集》。其中有瞿秋白一篇《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是批判胡秋原的。文内引了《红楼梦》中有关林黛玉的话：“子之生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烦忧”。说明作家，作为社会之一员，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现在报刊，登载吹捧文章时，一篇独行即可。如登载批评文字，则必配备一篇说好话的，以示半斤八两。这种作法，并不足取。一种报刊，应有主见，才能引导读者，态度暧昧，只能算是糊涂断案。
现在，浇花园丁这一名词，很时髦，人们都爱用。按自然界，浇花，锄草，松土，施肥，甚至日晒，风吹，都是养花之道。只会一样，不算园丁。
园丁，起码应分清草、苗。如果草苗不分，或硬说草是苗，或苗是草，那就更不像园丁了。
过去，“锄草”者多，甚至把锄草上升为“游动哨兵”。近日浇花、施肥，装聋作哑者多，其实水浇多了，施肥过量，也不一定对花有利。
好像只有恭维，只用金钱，文学才能繁荣。不久就会证明，并非如此。只有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从各方面提高作家的素质，才能促使文学真正繁荣，并可望产生伟大作品。
弗洛伊德的学说，三十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理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弗氏的学说，介绍来的更早一些。但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至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则是在清朝末年，王国维的一些文艺思想，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人间词话》一问世，人们都感到新鲜，曾经冲击旧的诗词之学。但到了三十年代，就是王氏的学说，也沉寂起来，很少有人提说。
到了八十年代，这些学说，又被人拾掇出来，津津乐道，这也说明，就是学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忽隐忽现，迂回曲折的。是与政治、经济的进程有关的。
六月十五日，盛英同志赠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一部，盛情难却。余初无意读此等书籍。既得之，随即翻翻。
海外学者，动辄用“政治左右”，视我国文学。其实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政治空气更浓厚，立场更鲜明，态度更坚决。
此书作者，竟以一九三八——一九四九为文学凋零期。如果当时的作家们，都不去抗日，都袖手旁观，都关在象牙之塔（那时已没有放这种塔的太平之地），中国文学，反能进入繁荣期乎！
书中推出的代表作家，一为梁实秋，一为周作人。社团为新月社。此即可见著者之用心矣。然所引材料，多为国内所少见，有些人趋之若鹜，此亦原因之一也。
有不少作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