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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推出的代表作家，一为梁实秋，一为周作人。社团为新月社。此即可见著者之用心矣。然所引材料，多为国内所少见，有些人趋之若鹜，此亦原因之一也。
有不少作家，标榜新的创作观念、文学观念。但细看其作品，也找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模糊混乱，甚至看不懂的东西倒不少，但这种“文学”，过去也有过，不能称做新。至于有了“新观念”的作家，在行动上，例如对待名利，表现之陈旧，就更是古已有之的了。
至于评论家的文学新观念，则不外：文学的主体是人；文学的本性是反映社会；文学应是美学之一种，作家应是人道主义者等等，也都是以前常说到的，甚至是老生常谈。为什么，一到他们的手里，都变成了“发展了的”文艺理论了呢？
其秘诀有三：一是尽量运用新名词，或把旧词稍加变化；二是大掉一通书袋，以示博学；三是把人类所有学科，近代所有发明，皆强拉硬扯，与文学挂钩。
虽然评论家现在大都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连在一起，但到紧要关头，还是要借用一下东风。如对自己有利，则摘引官员的谈话。再如有的小说，本来无聊得很，立意庸俗。评论家为了捧场，竟说它的“主题”，是为了当前的改革。改革当然是政治，是顶大帽子，但实在与那篇小说的内容（是内容，不是作者给作品加上的标签）连不到一起。如果强拉到一块，那真是对改革大业的不敬。
前几年，有人写了《名山事业》和《宾馆文学》两篇短文，好像是大惊小怪。现在，则成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局面。宾馆成了稿件的主要开发市场，作家食宿，日一二百元，竟有交一短篇，开销数千元，不以为怪者。名山旅游，成群结队，一场笔会下来，报销数万。这些刊物，每年靠国家津贴，尚且维持不下去，在这些方面，却表现如此大方。是慷国家之慨也。有人并可从中谋取一点私利。
过去，文艺评论，大批判者多，分析者少。前几年，才有人呼唤史诗的到来，并圈定了不少史诗。不久，又全部否定过去的成绩，认为并没有产生过像样的作品。最近，评论家们又忙于创造新学说，创立新学派。浅薄者根基不厚，无师难于自通，常常只有一个题目，不能自圆其说。博学者，虽运用中西比较之术，引证繁多，然只是堆砌材料，主导思想不明确，终于不能自成体系，常常落入前人的旧套。丢下棍棒，拿起书本，终是可喜的现象。
1986年9月10日剪贴近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庚午文学杂记（一）
作家与新潮
意识形态，是指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好了，作家的意识自然跟着好，或者更好。社会意识坏了，就很难要求作家，每一个都是卓异之士，不流凡俗。这是很困难的，很难做到的。就像一个青年作家过去对我说的：“你自己没有做到的，怎么能要求我做到？”我们也不是圣贤呀！
我一向认为：考察一个作家，主要是从他的作品来考察。
考察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放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来考察。当前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
过去，穆时英在上海，就是以专写舞场舞女而出名的，红极一时。
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好，这是现实。现实必然进入文学作品。林琴南看不惯，人家说他是复古派。缪荃荪看不惯，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骂道：“士皆原伯鲁之子，女效欧罗巴之装。”人家说他是遗老遗少。他们并没有挡住新潮。新潮，不仅挡不住，在历尽沧桑将近百年之后，又重新大盛于中土。
现在已经不只是效装了，而是效一切，甚至说话的腔调，眉眼的动作。
青年作家也是华人，在写作和生活上，模拟一下欧美新风，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各种行业的重新组合，人的素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要求作家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公平的。作家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作品素质的下降。这样，要求出现多少内容高尚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
作家与文化
现在，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看到的是做交易，听到的是买卖吆喝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情世态。
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形成，尤关重要。
三十年代，作家的文化环境，是学校用功，图书馆苦读，公寓和流浪生活，贫穷和追求革命。这种例证，可以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田涛写的一篇回忆，比较典型。
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师资情况，学生生活和读书的情况，和过去大不相同。图书馆的状况，也有变化。尤其是报刊、出版部门，对作家和作品质量的影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过去，我们曾提倡过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士兵作家。现在看来，有些是昙花一现，热闹一时，难以后继。这还是以阶级衡量一切，代替一切，以为出身好，什么也就可以好的观点造成的。当然农民、工人、士兵都可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但如果要保持下去，要进步，就必须继续打好基础，多读些书，提高自己的文化。
我见过一些农民出身的作家，因为读书少，文化低，而又成名早，背上了一个作家的包袱，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在创作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家成名太早也不好。历史上就屡有明证。所谓神童，所谓天才，都和所谓特异功能一样，靠不住。文学和音乐美术不同。我一向不去吹捧孩子们的写作，那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有些家长，过于热衷于此，我觉得可以三思。
大器晚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文学创作，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如果少年、青年时期，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等到中年、老年，再拿起笔来，也是很难有成就的。创作，是需要青春的火力的。是需要持续进行的。成绩和才能，是与日俱增的。
文学创作，生活的积累，和技艺的提高，需要同步进行。
这种配合，当然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其规律，大体是一致的。
读书，也是少年、青年时，效果最好，能够终身享用。有些人，因为成名早，忙着去写作，等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不够用，已经进入中年，再去补课，收益就小了。但觉悟到这一点，总比一直不觉悟，把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完全推到外界的人，好一些。
作家与道德
文章穷而后工。作家不能贪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
生活太幸福，就没有花儿开放，也没有鸟儿歌唱了。
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不会成为作家。但如果他们失败了，还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说，创作是不满足的补偿，是不幸的发泄，是忧患之歌，希望之歌。历来文章，多愁怨悲苦之辞。创作本身，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追求，一种解脱，一种梦幻。
但是，个人的愤世嫉俗，是一种狭隘的感情。孟子曰：
“伯夷隘”。隘就是狭隘。对历史上的卓异之士，作如此严格的批评，孟子自有其宏观的理解。
人生与文学，有时是祸福相倚的。人在写作之时，不要只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人，想到时代。因为，个人的幸与不幸，总和时代有关。同时，也和多数人的处境有关。
多想到时代，多想到旁人，可以使作家的眼界和心界放得宽广。
最近，有个中年作家，在给我的信中说：“尔今文坛，除了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者外，文学掮客、文倒、文氓、混混儿、新贵……杂陈着各种角色。”
这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坛结构新变化。过去，在政治的严格要求下，作家这一行业，还是比较单纯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封闭的，“死”的。现在一切都活了，就必然像其他生活领域一样，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些角色的出现，文坛表面是活跃起来了。但对于文学事业（现在很少有人这样提了）是否有利，则很难说。就是在旧社会，这些人物，也是吃不开的，会受到谴责，为真正的文学工作者所不齿的。
三十年代，上海文场有个曾今可，此人家中有些钱，是个少爷，也会写些文章，并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真本事，写作又不大严肃，在文坛上就站不住脚，知难而退。今天看来，还算是正经的念书人。“尔今”的角色们，是很难与他相比了。
在旧社会，各行各业，还都有个“行规”，行业道德。多么恶劣的人，在行为上，也要有些顾忌。目前是在混乱中，没有标准是非。或者说，还没有形成“新”的标准是非。
商品经济，使文化领域，变成了市场。这就是说，市场上有什么，文化界也就有什么。以上那位来信者，所列举的文学界诸多角色，目前已经在各个大城市，甚至乡村城镇，屡见不鲜。
作家与经济
如果说，前一阶段，文艺界的“不正之风”，还不过是受“四人帮”的影响，有些本来就是小喽啰的人，在那里呼朋引类，投靠一个，拉来几个，把持一个团体，或是一家刊物。其表现形式，也不过是封建把头和小兄弟的规模，是政治性质的，而非经济性质的。
现在则有了突破性的变化。一些不逞之徒，从捞政治油水，一变而为追求经济实惠。这一改变，还真是大有可为，不到几年，使这些人面貌一新。掌握一个文艺团体，或是一家文学期刊，就是掌握了一个小金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