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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又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改编成电影，就更有其困难之处。所以，我总是说：你去弄吧。鲁迅答复有人要改编《阿Q正传》时说：改编以后，就是别人的创作，与他无关了。意思是说，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要求，不大一样，无妨各行其是。
当然我们不能设想：鲁迅或是曹雪芹，如果看到目前由他们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会作如何感想。只是说，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硬把小说“搬上”银幕，就需要有一番过硬功夫。
1983年10月26日下午
小说与题材
长期以来，因为提倡写工农兵，在小说题材上，遂划分为三大类。三分天下，但不能形成鼎足之势。就数量而言，就成就而言，农村题材，有些偏重。而工业题材，则有些偏轻。
进城以后，虽然对工业题材，提倡甚力，直到现在，仍不能改变这种比重，是什么道理呢？
形成这种局面，不是人为的，而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人民的多数是农民，革命的力量，来自农民。民主革命之始，就看清这一点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在农村进行，农民都是主力。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作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文学方面，得到较多的反映，得到较好的成就，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的兵，也是来自农民，兵农几乎是一家。因此在文学方面，兵也就占有优先的、重要的位置。写兵的作品，成就方面也就比较突出。而不少作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本身就是一名战士。
工业与文学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在革命初期，我们就是号召作家进工厂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一开始，反映工人运动的小说，就带有浓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后来，革命力量转入农村，这方面也就难以为继。进城以后，虽有不少工业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也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小说常常缺乏吸引读者的力量，读起来使人感到狭隘和干巴。
困惑之余，有人想把工业题材扩展一下，提出了“城市文学”这个名目。我想：这个名目正如与之相对的“乡土文学”一样，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这样按城乡来区分文学，是不科学的，因此这个名目是站立不住的。文学本身不能作这种划分和区别。
是的，自从南宋以来，文学史上有所谓市民文学。那是指文学作品的对象，并非指文学创作的内容。市民文学说的是以市民为对象的文学，它可以包括各种题材，并非专指写城市生活的作品。
文学不能以题材区分，题材对于文学，只是材料。题材也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更不是创作成功不成功的先决条件。
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不知为什么总是长期在那里纠缠。以中国四大长篇名著为例：《三国演义》的题材是历史，《西游记》的题材是神话，《红楼梦》的题材是贵族大家庭，《水浒传》的题材是梁山好汉。这就说明，题材各不相同，都可以写成名著。小说成功，不在于题材，是应勿庸议的问题。
这四部小说，不管城市乡村，都能接受，都受欢迎。但如《儒林外史》，虽然也是名著，在农村的流行，就要差一些。
这也不是因为它的题材是知识分子，是它的表现手法，还没有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
同样是农村题材，茅盾的农村小说，和赵树理的农村小说相比，它的读者群，可能就小一些。这也是表现手法问题，不是艺术的高下问题。
就规模宏大来讲，可以称得起城市文学的，莫过于茅盾的《子夜》了，但并没有人这样称呼它。《子夜》所写，也只是几个资本家，并非城市的全体。城市是很复杂的，可写的东西本来是很多的。其所以迟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原因很多，并非把名目放大，就可以解决问题。
1984年4月12日
小说与三角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张资平是中国新文学中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大家。他自己开设乐群书店，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小说都用道林纸印，封面都是粉红色，然而，鲁迅写了一篇杂文《张资平的小说学》，文末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位三角学者，马上销声敛迹，一败涂地。
鲁迅的文章，虽然写得有力量，但要说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是事实。张资平的破灭，绝不是一篇批评文字造成的。是时代厌弃了他这类小说，是广大青年读者厌弃了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力量、进步的要求，冲击了这种无聊的、渣滓一样的作品。如果时代没有使人向往的吸引广大青年奔赴前去的新的目标，那么，张资平的作品，就会继续有销路，继续使一些感到无聊的青年人，陶醉其中。
自从革命的文艺兴起，人们都轻视三角恋爱的小说，认为那是廉价的不值钱的东西。
问题当然不在三角不三角，而在于小说的道德力量，社会意义，社会效果。《红楼梦》里的宝、钗、黛，也是三角；
《安娜·卡列尼娜》里面也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面都有爱情的三角追逐。但没有人说这些小说是三角恋爱小说。
文学事业，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同样的题材，效果会因人而异，有的能点土成金，有的能点金成土。
现在，又有一些人，写三角恋爱小说了。有的是为写三角而制造三角；有的是不知不觉走进三角的老框框。但手法低下，佳作不多，能赶上张资平的也很少。他们所写的女主人公，在第一节，和甲对付对付；在第二节，又和乙凑合凑合；第三节又是甲，第四节又是乙。而且恋爱进行得很缓慢，很疲塌，很没意思，一点儿也提不起读者的精神来。据说这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的手法。这可以说是这类小说的又一次失败。给一句好的评语，可以说是：只有三角，而无小说；
给一句坏的评语，则是三角和小说，都不存在。
1984年4月13日
小说与色情
文艺思想，是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主要的哲学思想是儒家的思想。此外则是道家和佛教思想。儒家重礼，道家清静无为，佛家要出世。
这三种哲学思想，对于文艺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都是限制的，不是放任的；都是含蓄的，不是露骨的；都是宁缺毋滥，不尚繁琐渲染的。
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凡是越轨的行为，男女的交接、授受，都被看作是私奔，野合。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作品里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很简单，都很规矩，可以说是洁本。
但是，无论儒家、道家、佛教，都不能否认男女关系，即两性关系及其自然的要求。特别是儒家，明确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把两性关系的重要，提高到与吃饭相等的程度，这证明古代圣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这样重要的人生关系，不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圣人看来，也是不自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因此，把古代歌谣中的男女相慕之情，也作为神圣经书的内容，任人吟咏。
儒家规定的男女关系是：节之以礼，不能淫乱。
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石。在立法行政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古代的文人，都尊崇孔孟之道，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在这一范围之内进行。小说亦不例外。
唐宋传奇，男女关系为主要内容，且多涉及闺房私事，然所描写也多是隐约的，即不伤大雅的。如“三尺寒泉浸明玉”，“吃吃笑语”之类。
如果说，唐宋传奇的作者，都是有地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受了封建思想、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没有突破礼教的勇气和胆量，也不一定是事实。他们如此下笔，是基于他们的自觉，即自觉到文人的职责，作品的影响。他们尽心于艺术，忠实于生活，赋予男女人物以更高尚更美好的形象。这种作法，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提倡，应该受到尊重的。他们描写色情，不是为了投合低级趣味，取悦庸俗读者。他们描写的色情，是艺术化了的色情，是整体艺术的一部分。
露骨的色情描写，始自南宋的话本，至明而大兴。南宋偏安一隅，临安闲散人口太多，这些说话人，像那些跟着行在卖酒醋的人一样，在三瓦两舍之间，讲些故事，卖艺糊口，这些人并没有多少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那些来听故事的游荡者，也不是到这里来参加文学讲座。为了招徕顾客，为了拢住听众，为了多挣一些钱，说话人不得不在故事中间，掺杂一些色情故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的北京天桥、天津南市、乡间庙会。最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此风又有“复古”之势。
把大量色情描写，形成文字，写在书里，则是到了明朝时候的事。《金瓶梅》一书，就成了典型。目前，自从发表了洁本《金瓶梅》出版的消息，竟然有那么多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这其中，难道都是关心这部文学名著的文学爱好者吗？恐怕好奇者居多数。
其实，把《金瓶梅》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这部书淫秽得多的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印刷精致，售价高昂，且多出口外国，但在国内很少流传，甚至禁书目录上，也找不到。青年人当然不知其书名，更无论其作者。这些书，只能称作淫书，不能叫做小说，更不是文学作品，社会自然地抵制了它的流传。
而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身上，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我们想象不出，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为什么写进这些东西以自污。是为了畅销多得稿费？是为了使书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热门货？显然都不可能。有人怀疑，这些东西，有些是作者写的，而大部分是别人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