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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部分是别人加进去的，也不无道理。
总之淫书是淫书，文学是文学，淫书不能成为文学。即使混在一起，也是应该分别对待的。
中国其他几部著名的长篇，没有露骨的色情描写。《水浒传》写了几个淫乱妇女，社会人情，都写得传情逼真，但还是很有分寸的，是文学。《红楼梦》写了各种人的男女关系，包括贾琏、薛蟠的不堪情状，但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墨，不能删除的。
我们习惯上把淫秽的文字，叫做色情。其实色也好，情也好，小说中总是避免不了的，有时是重要的题材。问题是作者对待色情的态度，和描写时的艺术手法。旧小说中的《汉杂事秘辛》，是明朝杨慎的伪作，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写了一个少女的体态，但令人看来，还是一个艺术形象。所以说，作家的创作用心和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点，在色情描写上，最容易显示高低。
1985年5月3日
小说与劝惩
在八十年代，文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际，谈小说的劝善惩恶，未免被讥为老掉牙的言论了。其实，任何民族，在其小说仍处摇篮状态之时，就与善恶二字，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天方夜谭》如此，《十日谈》如此，中国的古老小说亦如此。
先谈中国吧。小说的原始形式为街谈巷议。谈议什么？无非是人和事，谈的是事实，议的是是非，即善恶。先是谈一人一事，后来可能演变为一人多事，故事性就加强了，或多人多事，故事就更热闹了，其中人物的是非，善恶的表现，也就更复杂了。这就出现了长篇小说。
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在文学上。
常常有人把文学的价值提得那样高，好像文学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自由腾飞。文学不是受政治制约，而政治是受文学制约的，其目的何在，根据何在，这里不去探究，总之不合乎历史规律就是了。
文学虽受政治制约，但不是说文学就不可以对政治有所批评，这种批评，也就是一种劝惩。屈原，杜甫，就都曾这样做过。所以说，小说的劝惩，也是很广泛的，包括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听说过：学而优则仕，但没有听说过，仕而优则文。
过去，学或是作文，都是为了做官，做官以后，就可以牧民，可以直接进行劝惩，比做文章，拿拿捏捏，拐弯抹角方便得多了。
但文章的劝惩，究竟有它的特殊和独到之处，所以历代王朝，并不因其容易产生麻烦，而废弃之。旧日文人，对于一般的事物，即平民百姓，惩劝时可以直抒胸臆，用不着忌讳。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惩劝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是容易惹麻烦。
于是聪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写小说。小说空间大，方面广，子虚乌有，容易使人谅解。因此，弄来弄去，小说创作的数量，在任何民族，特别是目前，都居首位。
小说对现实生活进行劝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必然有个认识问题和手段问题。认识不真，则容易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甚至善恶颠倒。“四人帮”时期的小说，都是这样。
手段不高，则不能引人入胜，性格不鲜明，达不到惩劝的目的，而被人指为公式化，概念化。
还有以惩劝为名，实际上不是隐恶扬善，而是隐善扬恶者，在历代小说中，并不占少数。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一篇，文前文尾都是劝人不要淫乱的，而正文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赤裸裸地描写色情，其效果反而宣扬了淫乱思想。目前黄色小报上的所谓小说，大都如此。
长期以来，凡写小说，都在前言后记中叙明，他这一部小说，是为了惩劝。就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开场时也不得不加以这样的表白。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醒读者，更重要的是照顾国家的功令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水浒传》明明是官逼民反，书名之上，必加忠义两字。《金瓶梅》本来揭露社会黑暗污浊，必以主人翁不得其死为收场，以示恶有恶报。甚至演为孝子报仇，才写这样的书等等。
这样一来，劝善惩恶就成为小说的一种标签。高手能超越之，以反映现实；低手就以它为护符，写一些无聊的僵化的东西。
“五四”新文学运动，打破了这一框框，使小说获得新的生机。无论当时提倡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排除了表面的功利，向现实生活作更深的开掘和突进。小说的题材和主题，都更广阔，更具备新的意义。但“五四”以来的小说，并不排除小说对人民的鼓舞和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不过是从广义上去理解小说的劝惩罢了。
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不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的。其实这种观念，也是虚伪的，不过借此种理论，掩饰其另一种功利，达到另一种目的而已。
1985年5月4日
小说与武侠
现在所谓武侠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称为侠义小说，在清朝一度很流行。
鲁迅说，这种小说，源出于南宋“说话”中的三国、水浒故事。南宋偏安一隅，人民思念恢复，听众中间，散兵游勇，失业贫民很多，这些故事，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清朝初年，人民思念亡去的明朝，也怀念那些草泽中为恢复而斗争的英雄，这些故事，也还能打动他们的心。但到清朝巩固了统治，平息了内乱，来听评书的人，都已经甘心当臣仆，当奴才，往日的无业游民，多已经在平息叛乱中，建立军功，荣归乡里，再听这些梁山故事，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于是产生另一种侠义英雄，即“在民间每极粗豪，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的黄天霸式的人物。
就是这种人物，延续的时间也不长久，随着清朝的衰亡，外族的入侵，人民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再听这种故事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这种小说，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扫荡，它就像镖行的没落一样，自行消亡了。有些无聊文人，继续为之，读者也很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历次农民战争，无论是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他们的成功，都是发动广大农民，其中将领，也多是从普通农民中显露提拔，很少有什么侠客。不是侠客，贩夫走卒，屠狗之辈，也可成为英雄。至于会耍一些刀枪棍棒，在实战中间，能否取胜，还是疑问，在新式武器面前，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懂得了封建愚昧的东西不可恃，才换来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和宣传，这就是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从政治、文化到传统习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
可是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侠义小说，本是一种民间文学，其传统为当场演说，后经名人润色，得成为文学名著。《三国》、《水浒》，无不如此。
清朝的侠义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也不失为优秀之作。前者系艺人石玉崑讲稿，经学者俞樾重编。后之作者文康，也是深习此道的人。他们的作品，都有浓重的评书韵味。后来也不断有作者，向这方面努力，号称通俗小说。以上作品，都是为了适应文化较低的读者，向他们提供促进身心健康的读物。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中学时，读了一部《韩非子集解》，能够记得的词句有：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并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侠。后来听说《史记》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游侠，是因为司马迁感时伤世，借题发挥自身的愤懑，也找来读过了。并见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是丰满的血肉，社会的人物，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浅薄、庸俗，甚至可厌。
我想，现在社会里，不会有武侠小说里的那种人物了，如果有，也只能是唐·吉诃德式的了。
1985年5月9日
小说与批评
这里说的批评，不是当前的批评，是指金圣叹那种文字，也可以叫做评点或批点。
金圣叹以批西厢和水浒，名声大噪，还要批杜诗，没有卒业，就“无意中得之”地掉了脑袋。
世界上的事很奇怪。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人，弄了点什么名堂，就忽然名扬天下，妇孺皆知。金圣叹并没有留下什么别的著作，可就是在这两本书上，东拉西扯地批点了一阵，就出了大名，成为“批点文学”的祖师。
有人说是他选择的书好，书是名著，批点自然也容易出名，是附骥尾的玩意儿。其实不然。这两本书，在金圣叹之前之后，都有不少人批点过，别人的名声都没有他大，可见他还是不同一般，有独到之处的。
说金圣叹是什么才子，当然不一定就恰当，如果说他是一个批点能手，也不能轻易否定。
金圣叹原姓张，“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