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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后面附有鲁迅写的《生死场序》和茅盾写的《呼兰河传序》，对于萧红，评价最为得当。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虽然很短，虽然乍看来是谈些与题无关的话，其实句句都是萧红作品的真实注脚。不只一语道破她在创作上的特点、优长及缺短，而且着重点染了萧红作品产生的时代。一针见血，十分沉痛。文艺评论写到这样深刻的程序，可叹观止。
对于萧红的作品，鲁迅是这样说的：
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的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茅盾对萧红的作品，是这样说的：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我是主张述而不作的，关于萧红，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人们常把萧红和鲁迅联系起来，这是对的。鲁迅对于她，有过很大的帮助。但不能像现在有人理解的：“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先有良马而后有伯乐。萧红是带着《生死场》原稿去见鲁迅的。鲁迅为她的书写了序，说明她是一匹良马。
鲁迅对她的帮助并非从这一篇序言开始，我们应该探索萧红创作之源。鲁迅以自身开辟的文学道路，包括创作和译作，教育了萧红，这对她才是最大的帮助。
我现在读着萧红的作品，就常常看到和想到，她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其中有鲁迅散文的特色，鲁迅所介绍的国外小说，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时代的聂维洛夫、绥甫琳娜等人短篇小说的特色。
但更重要的是她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她对时代是有浓烈的情感的；她对周围现实的观察是深刻的，体贴入微的。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她不作空洞的政治呼喊，不制造虚假的生活模型。她所写的，都是她乡土的故事。文学创作虚假编造，虽出自革命的动机，尚不能久存，况并非为了大众，贪图私利者所为乎。
萧红的创作生活，开始于1933年，而其对文学发生兴趣，则从1929年开始。此时，苏联文学中左的倾向正受批判。同路人文学，开始介绍到中国来。鲁迅、曹靖华、瞿秋白等人翻译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书，其中同路人作品占很大比重。同路人作家同情十月革命，有创作经验，注意技巧，继承俄国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描写革命的现实，首先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较之当时一些党员作家，只注意政治内容，把文艺当作单纯的宣传手段者，感人更深，对革命也更有益。在我国，1930年以后，经过鲁迅和太阳社的论战，文艺创作也渐渐走上踏实的、注意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不久，鲁迅等人创办译文杂志，进一步又介绍了普希金以下国外现实主义的古典著作，大大开拓了中国文学青年的视野，并有了营养丰富食品。萧红的作品明显地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反映现实的才能。当然，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
“五四”以来，中国的女作家，在文坛之上，一呈身形，而立即被广大青年群起膜拜于裙下者，厥有三人：冰心、丁玲、萧红。当然，这与其说是追慕女作家，不如说是追慕进步思想，追慕革命。冰心崛起京华，乃“五四”启蒙运动的产物；丁玲崛起湖南，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产物；萧红崛起哈尔滨，乃东北沦陷、民族危难深重时期的产物。时代变革之时，总是要产生它的歌手的。多难兴邦，济济多士。伟大的时代，在暴风雨中，产生海燕之歌，产生伟大的作家。太平盛世，多靡靡之音。这是文学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人为的、祸国殃民的所谓“革命”，是不会也不能陶铸出它自己的“作家”来的，有之，则将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
现在是八十年代，我读着萧红写于三十年代之初的作品。
她所写的生活，她的行文的语法，多少有些陌生了。但它究竟使我回忆起冰天雪地、八年抗战，使我想起了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牺牲，使我记起《大刀进行曲》的雄壮歌声。但在我的周围，四邻八家的青年们，正在用录音机大声地，翻来覆去地，无止无休地，播送着三十年代为革命青年所不齿的《桃花红》、《毛毛雨》。就是听到重播的革命歌曲，也不复是当年的气派。才知道任何文艺作品，离开了那个时代，没有共同的感情，就只能领略其毛皮而已。以上种种，真使我废卷叹息，不胜今昔之感了。
中国封建历史悠久，女作家寥若晨星，而对于她们的作品，特别是有关她们的身世，评论界多不实之词。有庸俗的作家，就有庸俗的批评家。但对于像萧红这样革命而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那种习惯于把捧作家和捧戏子同等看待的无聊之辈，是不敢轻易佛头着粪的。
萧红可爱之处，在于写作态度赤诚，不作自欺欺人之谈。
其作品的魅力，也可以说止于此了。评论家最好也作如是想，要正心诚意。有些评论家，几十年来，常常要求作家创造“新的人”，但想来想去，究竟不明白他们所要求的新人，是何等样人？而他们所称许的作品中的新人，又常常不见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却见于外国人的几十年前的小说。如此人物，可得称为新人乎？
萧红小说中的人物，现在看起来，当然不能说是新人，但这些人物，尤其是令人信服的现实基础，真实的形象，曾经存在于中国历史画幅之上，今天还使人有新鲜之感。她所创造的人物，就比那些莫须有的新人，更有价值了。
真正的善恶之分，是没有历史局限的。人亦如此。忘我无私，勤劳勇敢，自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所在。具此特点，为今天的事业工作，则为新人。难道还有什么离开历史，离开固有道德，专等作家凭空撰写的新人吗？
远处屋顶上有一个风标，不断转移。那是随风向转移。星斗在夜间看来，也在转移。然有时转移者非星斗，乃观者本身。有些评论之论点多变，见利而趋，可作如是观。
中国女作家少，历史观之，死于压迫者寡，败于吹捧者多。初有好土壤而后无佳气候，花草是不容易成活壮大的。自身不能严格要求，孤标自赏，生态也容易不良。一代英秀如萧红，细考其身世下场，亦不胜惆怅之感。
萧红最好的作品，取材于童年的生活印象，在这些作品里，不断写到鸡犬牛羊，蚊蝇蝴蝶，草堆柴垛，以加深对当地生活的渲染。这也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中常见的手法。萧红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不大，她的作品，一开始就带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味道，加上她的细腻笔触，真实的情感，形成自己的文字格调。初读有些生涩，但因其内在力大，还是很能吸引人。她有时变化词的用法，常常使用叠句，都使人有新鲜感。她初期的作品，虽显幼稚，但成功之处也就在天真。她写人物，不论贫富美丑，不落公式，着重写他们的原始态性，但每篇的主题，是有革命的倾向的。不想成为作家，注入全部情感，投入全部力量的处女之作，较之为写作而写作，以写作为名利之具，常常具有一种不能同日而语的天然的美质。这一点，确是文字生涯中的一种奥秘。
脚踏实地，为时代添一砖一瓦，与人民同呼吸共甘苦，有见解有理想，有所体验，然后才能谈到创作。假若冒充时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严霜时，菽粟残伤；春暖时，蔓草滋长。文章的命运，是有很大的天时地利的不同的。
1981年8月30日改讫——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柳荫诗作记
我和柳荫同志，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前两天他来天津公干，到舍下来，一进门就问：
“你还能认得我么？”
我一下就从声音、举止认出他来，两个人都乐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就认识了柳荫。那时他和仓夷一道工作，两个人形影不离。我和他虽然并不是那么亲近，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同伴们中间，柳荫被公认为“状貌如妇人好女”，正像司马迁形容留侯张良一样。
现在他也六十多岁了。谈话间，他说晚年，有时感到寂寞。我劝他写点东西。他说，写一些诗，带来了，因为怕我没时间，放在了李湘洲那里。我说，我很愿意看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湘洲就把诗稿送来了，共三册。是用小学生的练习簿抄写的。字体细小纤弱，像是十三四岁女学生的手笔，偶尔抄错一两个字，还用白纸贴上，重新抄好。所用练习簿，如同新从南纸店买出来，干净得似未触手。
三本诗稿，装在一个旧封套里，表面又糊上一层同样颜色的纸，写好他自己的姓名和通讯处，贴好邮票一角八分，旁注“挂号”二字。这是为的，别人看过以后，即可很方便地送到邮局，给他寄回去。
我想：这都是老一代人的习惯。当天下午，我就坐在院子里，读完了一册。
和其他文学形式相较，“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受外国诗的影响最迅速也最显著，这是诗的形式特点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