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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现，不是快一时之意，也不是抒发积郁之不平。
（文中有一处，把好整同类的知识分子比作咬伤其生身之父的骡子，就有些近于“抒发”了。）这种表现，是基于对时代生活的关注和热爱，基于对一些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对另一些人物的深恶痛绝。这种表现，常常是含蓄的，隐约的，但能触及深处，引发共鸣。在写作时，并不像插科打诨那么轻松，是要一层层往深的地方挖掘的。
对生活的浮光掠影，不会产生幽默。对生活的淡漠，也不会产生幽默。幽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手法。鲁迅、契诃夫都善于用这种手法。他们都是冷峻地注视着生活，含着眼泪发出微笑的。
对同样的生活，对同类的人物，看得多了，认识清楚了，根据作家的感受，加以剪裁，并严肃认真地去表现它，就能使文章有幽默感。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有幽默感。幽默，是文学一种要素。
我也读过一些描写十年动乱的小说。不用说全面的、大画卷的作品，还没有见到，就是短篇，写得深刻的，真正能表现这一时期的特色的，也不多见。这不能完全怪作家。这一段历史，在文学上作出表现，有过多的纠缠和困难，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好些。一些青年人来写它，困难就更多，而老年人又多不愿去接触它。
就其大体形态而言，林彪、“四人帮”之所为，是用了嫁祸于人和借刀杀人的手段。首当其冲的，是为中国革命付出过血汗的老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他们把阶级斗争扩展到一切差别和等级之间，波及整个社会。他们用鲜血淋淋的白色恐怖，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群众向东向西，只能听他们的，稍有迟误，火便会烧到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这一时期，是很难谈什么人性、道义、同情等等美德的。
前几天，一位同事，写了一个短篇，拿来叫我看。小说结构和语言都很好，只是那个故事不真实。写的是在那十年动乱的时期，一个小孩因受父母牵连，被押送到亲属所在的北大荒去。在火车上，人们居然对这个孩子，表示了最大的同情与爱护。有人给他吃食，有人给他水喝，有人给他理发。
一群妇女自动组织起来，给他赶制棉衣，在一个姑娘的照顾下，小孩甜蜜地睡着了。这种场面，就像在过去的年代，人们照顾负伤的子弟兵一样。而车站外面，正是红海洋，高音喇叭气氛。
当时所谓黑帮子女，能遇到这种待遇吗？这是过分地把这一非常时期美化了，理想化了。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人民能这样抵制，这场“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不是说，人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是说在那种时刻，谁也不敢作这种表示，更不用说在火车上进行这种串连了。也不能要求人们这样做，他们把同情埋藏在心里，不趁火打劫，不落井下石，就算够道义的了。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并没有经受过这方面的痛苦。
在李准同志这篇小说里，第七节所写，王结实的正义行为，或者说是仗义举动，也使人有些不典型的感觉，与人物性格不很统一。正因为如此，此段以后，文章也就失去了那种幽默感，显得有些勉强了。
作者是想表现贫农的优良品质，增加人物的分量。但这一想法，并没有给作品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因为这一行为，超越了时代和人物的典型界限。
一篇短篇小说，应该情调统一，适可而止。有时要延长一些什么，或强加上一点什么，效果反而不佳。
1981年5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
后记人类的史诗，翻过了从荷马、拜伦、贝多芬、高尔基，历史上像一串北极星斗一样灿烂的诗篇，到了后面的篇幅，中华民族，世界人类最古老优秀民族之一的全体，用血用泪，用呼号，用胜利，开始了这史诗的续写！
这用血用泪，用呼号，用胜利书写的人类史诗的续篇，虽还没有完成，但它在第一句便显示了空前的光芒，这光芒，将在人类历史文化上，像古刹的万年灯火，永久不灭，而射澈今古！
中国的青年写作家，一切从事于文化工作的男女，生在这个时代，参加这次战斗，应该自觉到你的光荣，你的幸运！
我们申诉一切青年写作者的火炬、星斗、太阳高尔基的话语：在世界上从来没有找出像现在这么有广大的可能，去参加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历史行动。因此，每一个青年写作者的义务，就在于认识自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工作者，要使自己感觉到并训练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火焰之发动者。
我们的武器，照高尔基说来是写作，于是，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更好地在思想上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写作更尖锐，使我们的武器，更能激动全民族的心灵和口舌。于是，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更多献心力于抗战！
这一切义务降临到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通讯员面前，他们就更变为沉重和迫切了！
站在民族解放战斗的行列里，一个青年通讯员，应当是大军的尖兵，他应该具有优秀的品质，勇敢和理想。他应该有一个艺术家的心和历史家的敏感，战士的忠烈！
民族予青年通讯员，以焦渴的希望。优秀的通讯员，正在膺受着这希望而坚决的走上征途了。
他们要在全国各地，各战场上奔走，他们要把抗战的每一个细微，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报告，向全人类报告。
他们要把中国的一切新生力量，一切进步，一切光荣，一切胜利，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夸耀，向全人类夸耀！
这样下去，就得到了我们的胜利，这样积累下去，就造成了我们的史诗。
同时，抗战时期的新闻工作，不但由少数专门家，分配到了广大的青年身上，而且更需要分配到大量的工农士兵通讯员身上去！中国的新闻事业，经过民族抗战，将在全国造成一幅广密的网。中国的新闻，将渗入中国的每一个细微。广大的工农士兵通讯员，将成为一簇新闻钢琴的键，弹奏着光荣、完整、旋律复杂的歌！
由于把抗战新闻工作，分配到每个青年，及广大工农士兵通讯员身上，由于这些通讯工作者，所担负的任务是如上所说的那样重大，由于全国人民对于通讯，这样的器重，而一个通讯员，又是这样举足轻重，正如加里宁所说的：
通讯员是舆论的耳目，他把社会的意见表达出来，他应当有很大的权威。
对于他任何错误，都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站在全国青年通讯员，工农士兵通讯员的工作行列里，以热烈的心，虔诚的心，迫切等待批评的希望，贡献出这个小册子。如果使我们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从这上面，得到一些写作上的、修养上的补助，那我们除去跳跃的喜欢以外，将更加强我们的工作。
1939年10月10日阜平，百花湾边区抗敌报社经售
1940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农村速写》后记
这里辑印的十几篇短文，除去《投宿》一篇，是在晋察冀山地时写的，时间靠前，其他各篇全是在冀中农村工作时所写，时间则在日本投降以后，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期间。
他们微小无奇，能得机会印出是幸运的。
这差不多都是纪事，人物素描。那时我是当作完成一个记者的任务写作的，写的都很仓促，不能全面，名之为速写，说明它们虽然都是意图把握农村在伟大的变革历程中的一个面影，一片光辉，一种感人的热和力，但又都是零碎的，片面的。
有一些地名和人名，后来也曾出现在我写的小说里（其实严格讲来，也只是较长的速写），但内容并不重复。是因为我常常想念这些人和这些地方，后来编给它们一个故事，又成一篇作品，当然还是粗略的作品。我想，如果我永不忘记他们，我想念的再多一些，再全面一些，今后，我也许还能够写些比较全面的，比较符合他们伟大的面貌的作品吧。
我们要努力生活也要努力写作，这就是工作的全部过程。
人民和生活并不停止在那里，正在突进发展，共同辉映，才能完成历史的写照。
就是说，如果读者同志们从这些短文里指摘出，在哪些地方，我遗漏了生活的重要的部分，在哪些地方，我没把握住时代的基本精神，生活前进的方向，那对我的教益，就更深刻了。
1950年3月
以上是第一次印行时的后记。这次重印。除在文字上略作修正外，抽出《塔记》一篇，编入《张秋阁》及《访旧》以下各篇。《张秋阁》一篇，是从旧稿中检出，这显然是一个断片，不知为什么过去我把它抛掷，现在却对它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也许是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回忆，越来越感觉珍重了吧。《访旧》等四篇，是我一九五二年冬季下乡时感受的材料，回来写成的。
1954年8月又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青春遗响》序
这里的青春，指的是我的青春；其遗响，自然也是我的遗响。
每一个时代，它的知识分子群，总是有它的特定的温床和苗圃，以及它成长以后，供它驰骋的天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温床，是没落的腐败透顶的清王朝，以及乘虚而入的各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温床上，知识分子先天接受的是反封建统治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对人民群众的启蒙运动，即开阔他们的思想，扩大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奋勇地、出色地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的使命。但使命并没有终结，它延续到了下一代，即我们这一代。
抗日战争，实际是这一使命的继续。全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醉如狂地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无愧于时代，也出色地完成了它赋予的使命。
我，并非先知先觉。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之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