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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实际是这一使命的继续。全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醉如狂地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无愧于时代，也出色地完成了它赋予的使命。
我，并非先知先觉。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之下，以病弱之躯，参加在这一伟大行列之中。我们做的工作，除去抗击侵略者，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仍不外是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近几年来，常常有热心的青年同志，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报刊上，给我抄录一些旧作寄来。这本集子的首次两篇，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傅桂禄抄录的。第三、第四两篇，是北京部队刘绳抄录的。其余各篇，是对我的旧作一贯热心收集的冉淮舟抄录的。《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一篇，是过去存下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九四一年在晋察冀边区印刷的，字迹漫漶已甚，我几次想整理修改，都知难而退，因之不能再版。现存录此篇，是为的说明当时所做的这件事，也是启蒙之一种。
和《冬天，战斗的外围》同时抄来的，还有一篇题为《活跃在火线上的民兵》的通讯。这两篇通讯，接连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都署着我和曼晴同志的名字。经我辨认，前一篇是我写的，没有疑问。而后一篇，则像是曼晴所作。我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生硬；而曼晴同志的文笔文法，则整饬得多。当时我们两人，共同活动，又羡慕“集体创作”这个名儿，所以这样发表的。现在编辑成集，不能滥入他人之作，我把后一篇寄曼晴同志保存了。为了纪念我们过去的战斗友谊，还是要在这里提一下。
关于晋察冀边区乡村文艺的两篇，是调查报告。当时好像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团，有边区几个大的文艺团体负责人参加，我是跟随沙可夫同志去的。我随见随记，“抢先”把它发表了，当时还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此行以后，并无正式的调查报告。现在保存下来这点材料，对了解战争时期边区的文艺活动，还是有些用处的。
关于《平原杂志》上的文章，因为我过去提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启蒙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代代有先驱，有众多的仁人志士，成绩都载于史册。这一工作，也是断断续续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绝如缕的。因为真正的启蒙，只有依靠政治之力，单凭知识分子，是做不出多大的事业来的。而政治则是多变的，反复的。在历史上，新兴的政治势力，都重视群众的启蒙工作；一旦得到政权，则又常常变启蒙主义为蒙蔽主义，以致群众长期处于愚昧状态。“四人帮”之所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突出的一次。
我当时所做的，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
如果不是有人把这些文字抄来，我也把它们忘记了，别人也不会想起它。因为重读了一遍，才引起一些感想。
那时从事这些工作，生活和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在文化团体工作。众所周知，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一九四六年冬季，我在饶阳县一个农村编《平原杂志》。有一天，我的叔父有事找我去，见我一个人正蹲在炕沿下，烤秫秸火取暖，活像一个叫花子，就饱含着眼泪转身走了。
在战争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是步行。我很好单身步行。特别是在山地，一个人唱唱喝喝地走着，要走就走，要停就停，有山果便吃，有泉水便喝，有溪流便洗澡，是可以自得其乐的。列队行军，就没有那么自由自在了。那次调查乡村文艺，我和一位剧团团长同行，他是从平原来的，山地道路不熟，叫我引路。我们沿着沙滩，整整走了一天，天已经晚了，都有些疲乏，急于要找到宿营地。他骑在马上打瞌睡，我背着被包，聚精会神地走在马头前面看路，不巧，钻错了一个山沟，又退回来，他竟对我发起脾气。那里的山沟，像树的枝杈，东一道西一道，是很不好辨认的。田间同志，就是以常常钻错山沟出名的。我也遇到过通情达理的骑马人。有一个从延安下来的记者，我们在冀中一同工作时，他有一匹马。每次行军，他不只叫我把被包放在马上，还和我轮流乘骑。他知道同行人的清苦。
直到一九四七年，冀中文协成立，公家才给我从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是一辆光屁股破车，我视如珍宝，爱护有加，骑了二三年，进城以后才上交。
皇天后土，我们那时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才工作的。
对这些文章，现在没有加任何修改。它使我回顾了一下我的青春。那是艰难困苦的青春，风雨跋涉的青春，但也是曾经有所作为，激励奋发的青春。这些文章，就是它的遗响。
1982年12月4日清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津门小集》后记
去年冬季，有几位青年同志来看我的病，谈到了写作问题，这很使我黯然。
过了一会儿，我说：
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在科学上说，这是一种惰性，也是一种习性。这样，在风雪天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我就打开了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
事实上我的兴致，还不是一下就散掉了的。总想打开一条路，重新走到艺术的园林里，作短时间的散步也好……
我对青年同志们谈了以上这些话，后来就谈到了编辑这些短文的事。在《新港》编辑部工作的冉淮舟同志，竟牺牲了春节的游息，跑到《天津日报》社把它们一一抄录了来。
这部抄写得整整齐齐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桌上，附着一封长长的热情的信。信里还说：“关于这本书，我有个建议，就是要写一个后记，谈谈深入生活、积累材料的经验……”
我好像听到了那天真的声音，也看见了那天真的面孔。我感激得无话可说。在这样一本单薄的集子后面，在这些短小的文章里面，还有什么“深入”和“积累”的经验可谈吗？
虽然我也深深体会到：他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认真的，而且是热情的盼望着的。但是我想：这些问题，留待我病好以后再谈吧，淮舟同志是可以原谅的。
最后，我想说明的只是：淮舟同志辑录这些短文，是对我养病期间很大的一种帮助，一种鼓励和一种安慰。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供献给读者。
1962年2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十月至张家口。我迫切想到久别的家乡看看，领导允许了，我单身步行十四日到了安平。在家住了四、五天，到蠡县找当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梁斌同志，他介绍我到县城东北的刘村住下来，大概住了有半年光景。在刘村，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就到冀中区党委所在地的河间去了。
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经故去的老郑同志，他以残病之躯，好学深思，博识多能。一些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请他写的。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
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当时主要是想根据农村工作的需要，做一些工作方法的研究，和介绍一些通俗的说唱材料。我那时对通俗文学很热心，竟引起一些同志对我的创作前途，有所疑虑。
刊物大约出了六期，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停止了。
刊物已不易见到，淮舟同志这次给我抄了一个编后记来。
时光流逝，它已是十五、六年前的逸文。大病以来，往事如烟，多已不能详细记忆。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1962年8月7日夜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白洋淀之曲》后记
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做诗吗？或者只是诗人自己做出一种声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架子，而实际上并不产生这种效果，这也不能算做诗。再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