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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很难写好的,它比散文更难。较之散文,诗是以质取胜的。诗在政治、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方面的要求,都是高标准的。过于拘谨,写作很少,自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过于随便,出口成“章”,却往往质和量不能相称。
因此,我在尝试了一些时候之后,就没有再写过诗。而现在保存下来、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七首,也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种力量的。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
我那时写的都是叙事诗,这和我当时从事的记者工作有关,希望在诗里报道一些事件,以便能登在报纸上。例如《白洋淀之曲》,就是登在当时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
形式的变化,常常是和学习的方面有关。当时我正在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诗,因此,前几首都是那么一种形式。抗日战争胜利,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农村工作,热衷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所以在进城以后所写的《山海关红绫歌》这一首里,就很明显地带有说唱的味道。
《春耕曲》的情形也是这样。
这都是习作,很难列入当前丰茂的诗作之林。但它们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生活,因此贡献给读者。
1963年8月10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一九三七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华北地区。那时我正在家里,亲眼见到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巨大的抗日战争的怒潮。
人民的抗日情绪,是一呼百应的,奋不顾身的,排山倒海的。
这一年的秋季到冬季,可以说是人民抗日战争的动员、组织时期。在这一过程里,村庄的局面,开始是动荡不安的,经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使人民的抗日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更高地发扬起来,集中而有力地抗击侵略者。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以来,在华北地区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以后在农村更有了深厚的工作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前后,党很有远见地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
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
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所以,当一九五○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
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
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
我特别喜爱他们那种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可以被称做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作品自然反映了这种精神。它在我的心灵里印证最深,它是鼓动我创作的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有限,我的艺术经验不足,加以写作时没有全盘的计划,小说的结构力量,在有些地方是薄弱的,所表现的生活是不够广阔的,以及其他种种缺点。
我希望热心的读者予以批评,赐以教益。
1963年9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近作散文的后记
散文若干篇,是近一二年所写。很多年没有写文章,各方面都很生疏,一旦兴奋起来要写了,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轻车熟路,容易把思想情绪理清楚。
这样所写的就都是旧事、往事、琐事。所回忆的几位同志,也都是死去了的。原来,拟名之曰“川上”,意思就是“逝者如斯”。
关于自己生活的回忆,写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并没有轰轰烈烈、曲折动人的生活或战斗经历,所作所为,不过是教书写作,按实际说明就是了。
关于别人的回忆,就麻烦一些。初稿内容还多些,修改几次,就所剩无几了。这是因为:或碍于时间,或妨于人事;
既要考虑过去,也要顾虑将来。对死者倒还简单,对生者就要周到。在写过几篇以后,我才深深领会,鲁迅在三十年代所感慨的:古人悼念朋友的文章,为什么都是那么短,而结尾又都那么紧迫!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名家所作的碑文墓志都那么空浮飘虚。
“四人帮”当路之时,在这些同志身上,丛集了无数无稽的污蔑之辞。当这些同志,一旦得到了昭雪,有人马上转过脸来,要求写出他们的“高大形象”。
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
我所写的是我们共同战斗经历的一些断片。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
我所尊重的同志,都是纯朴和诚实的人。他们的心,对我来说,都是敞开的大门,清澈的潭水。我是可以随便走进去,也轻易就可以看清楚的。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
他们一生的经历,自然也有并不平凡之处。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艰难时代,他们都为人民刻苦地习练了一技之长。他们最后的遭际,有的是非常不幸的,史无前例的,普通人难以忍受,甚至善良人难以想象的。他们虽然死了,意识形态消失了,但并不是弱者。他们蔑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没有卖身投靠,卖友求荣。他们都是有党性原则的,有时把这一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青年时代,在艰苦岁月,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就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
在三十年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感动得流下热泪。那时我还很幼稚,很单纯,并不知征途的坎坷,人生的艰险。鲁迅先生对死者的深沉的情感,高尚的道义,教育着我。惭愧的是,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文字,看来我这一生一世,只能是望尘莫及,望洋兴叹,学习不来了。
但是,古代哲人在川上的感叹,向来被解释为:源远流长,昼夜不停,继往开来,自强不息。因此,我的学习和努力,也不应该一刻停止的。
1978年6月2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幸存的信件序
下面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后几年间,因为工作关系,写给冉淮舟同志的信件。那时,我正在养病,又要出版几种书,淮舟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编排、校对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
在这些工作进行中写了这些信件。淮舟写给我的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
我写给他的这些信,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按照一般情况,它们早已丢失或被销毁了。
现在,淮舟把它们抄录成册,作为一种礼物,给我送来,使我大吃一惊。
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在武斗期间,他的爱人不顾家中其他财物,背负着这些书籍信件逃反,过度劳累,以致流产。
我想:如果淮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也把这些信件退还给我,那一定是只字不存了。那时他曾把他搜集到的我的旧作一束,交我保存,其结果就是如此。
我的家被抄若干次,其中一次是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尤其严重,文字稿件都失去了。当然也剩下一些,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文字就真正在我的住所绝迹了。
那时,正值严冬,住室的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我的重病老伴,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朋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并不认识字,但她好像明白:在目前,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纸片,比如之乎者也,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大灾祸。
于是按�